伯德桑家住在市中心。这是孟菲斯富人居住的一个老区，离法学院只有二三英里。街道两旁长着高大的老橡树，使它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有几幢房屋十分漂亮，草地修得平平整整，车道上停着的豪华轿车闪闪发亮。有些似乎已无人居住，正透过树叶芜蔓的树丛和茂密的野生灌木提心吊胆地向外窥视。还有些房屋则介于两者之间。包娣小姐的住宅，是一座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用石头砌成的维多利亚式白色建筑。弯曲幅度很大的门廊，一端见不到。房屋需要粉刷，屋顶需要换新，庭院也需要修整。窗户灰暗，阴沟塞满了树叶，但一眼便可看出有人在此居住，而且在尽力加以维护。车道两侧是杂乱的树篱。我把车停在一辆车身很脏的凯迪拉克后面，这部名贵轿车开了大概已有10年。

我踩着发出吱吱嘎嘎响声的门廊木板，朝前门走去，眼睛四下张望，生怕随时会窜出一条尖牙利齿的大狼狗。时已很晚，天几乎已经全黑，但门廊上却没有灯光。又厚又重的木门敞开着，透过栅门我可以看见一个小小的门厅。由于找不着门铃的按钮，我轻轻地用手拍了拍栅门，栅门格格响了两声。我屏住呼吸；没有狼犬狂吠着扑出来。

“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大声地问。

“包娣小姐吗？”

我看见有人慢慢走过门厅，开亮一盏灯。那不是别人，正是包娣小姐自己，身上还穿着昨天在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穿的那身棉套裙。她眯着眼睛望着门外。

“我是鲁迪-贝勒，昨天和你谈话的那个法学院学生。”

“鲁迪！”见到我她居然那么兴高采烈，倒使我有点儿尴尬之感，但瞬间心里却突然涌出一股莫名的悲哀。她孤零零地住在这巨宅大院之中，而且确信儿孙已经将她抛弃。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照顾那些被社会遗弃的老人聚在一起吃顿中饭，唱一两支歌曲。包娣-伯德桑小姐是个非常孤独的老人。

她匆忙打开栅门。“进来，进来。”她不停地反复说，声音里没有丝毫的惊奇。她抓着我的手肘，领着我走过门厅和走廊，把一路的灯逐个开亮。壁上挂满了家人的旧照片，地毯沾满灰尘，露出了线头。室内弥漫着潮湿霉烂的气味。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需要认真打扫，彻底翻新。

“你顺道来看我，我太谢谢了。”她亲密地说，一只手仍捏着我的手臂。“昨天和我们在一起你过得愉快吗？”

“很愉快，小姐。”

“你还会去看望我们吗？”

“迫不及待。”

她把我领到厨房里的桌边坐下。“咖啡还是茶？”她问，一边蹦到橱旁，啪的一下按亮了电灯。

“咖啡。”我打量着厨房说。

“速溶行吗？”

“可以。”念了3年法学院，我已经分不清速溶咖啡和现煮咖啡的不同滋味了。

“加奶还是糖？”她一边把手伸向冰箱，一边问道。

“就清咖啡。”

她把水放到炉子上，摆好两只咖啡杯，在我对面坐下。她笑容满面，我使她打心眼里高兴。

“见到你我真是开心，”她不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说。

“你的家很可爱，包娣小姐。”我吸着带有霉味的空气说。

“哦，谢谢你。这还是汤玛斯和我50年以前买下的。”

厨房里的锅和壶，水池和龙头，炉子和烤箱，所有的一切都统统用了至少50年了。那只冰箱大概是60年代初的产品。

“汤玛斯11年前去世了。我们在这个屋子里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不过还是不谈他们吧。”她那张喜滋滋的脸突然沉了下来，但很快又露出了笑意。

“对，当然是不谈为好。”

“我们还是来谈谈你吧。”她说。这个题目我倒是宁愿避而不谈。

“行呀。干吗不呢？”我绷紧了神经，准备应付她的发问。

“你是哪里人？”

“我生在孟菲斯，不过是在诺克斯维尔长大的。”

“好极了。那么你是在哪儿念大学的呢？”

“奥斯汀皮依。”

“奥斯汀什么？”

“奥斯汀皮依。学校很小，在克拉克斯维尔。是由州政府财政支持的学校。”

“好极了。那么你为什么挑中孟菲斯州立大学读法学院呢？”

“因为它确实是个好学校，而且我又喜欢孟菲斯。”实际上，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孟菲斯州大录取了我，而这个学校我又上得起。

“好极了。你什么时候毕业呢？”

“再过几星期。”

“那时候你就是真正的律师啦。好极了。你打算去哪儿工作呢？”

“嗯，这个我还没拿准。最近我一直想得很多，你知道，想自己挂牌开业。我属于那种独来独往的人，我想我恐怕不能在别人手下干活。我想按自己的路子开展律师业务。”

她睁大眼睛瞪着我。笑容消失了。直视着我的那双眼睛一动也不动。她困惑不解。“那也很妙嘛。”说完，她便跳起来去张罗咖啡。

假如这位矮小而又甜蜜的女士真的拥有千百万美元，那么她为了掩盖真相而玩的把戏，真可谓妙不可言。我仔细打量这个房问。上面搁着我的手肘的这张桌子，四条腿是铝质的，桌面上贴的福米加塑料已经破旧。每一个盘子，每一件厨具，每一样用具，每一种装饰，无不都是购置于几十年之前。她住在一幢疏于收拾整修的老房子里，开着一辆旧车。家里显然没有女佣或男仆，也没有漂亮的小猫或小狗。

“好极了。”她把两只杯子放在桌上，又说了一遍。杯子里没有热气往外冒，我的杯子只有一点微温，咖啡很淡，早已走了味。

“咖啡味道很好。”我咂着嘴说。

“谢谢。这么说你打算自己开一个小事务所？”

“我是有这种考虑。开头，你知道，会很困难；不过，只要我勤奋努力，待人公平，那我是不怕吸引不到客户的。”

她真诚地露齿一笑，接着又慢慢地摇摇头。“嗯，这确实很妙，鲁迪。你很有勇气。我想律师这一行业是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这一行业才不需要我这样的人哩。我只不过是又一个饿着肚皮、贪婪成性的青年，成天在街上游荡，像捡破烂一样到处搜罗出庭诉讼的机会，千方百计惹是生非，以便从身无分文的客户身上榨出几滴油水。

“你也许想知道我来的目的呢，”我啜着咖啡说。

“你来了我就很高兴。”

“嗯，是的，又看到了你，实在是棒。但是，我来是想和你谈谈你的遗嘱。昨儿晚上我睡得不好，我为你的财产担心。”

她的眼睛湿了。这句话使她大为感动。

“有几件事特别让我不安，”我解释道，一面皱着眉，竭力摆出一副律师面孔。我从口袋里掏出钢笔，捏在手上，仿佛随时准备投入行动。“首先，请原谅我这么说，不过看到你或任何一个委托人对家庭成员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我实在感到不安。我想这一点我们应该详细地讨论一下。”她闭紧了嘴唇，没有吭声。“其次，我得再次请你原谅，不过要是不说，作为律师我又会感到无地自容。我是想说：让我起草遗嘱或其他文书，把一份财产的主要部分转让给一位电视上的名人，我感到委实难以下笔。”

“他是上帝的仆人，”她立即挺身捍卫肯尼思-钱德勒牧师的荣誉，加重语气说。

“这我知道。不过为何要把一切都给他呢，包娣小姐？干吗不给25％，或者别的一个合情合理的数目？”

“他开销很大。而且他的喷气飞机也旧啦、他把什么都告诉我啦。”

“好。但是上帝总没有叫你资助这位牧师大人的所有同行吧？”

“上帝对我说什么，我不能透露。谢谢你关心。”

“那是当然。我的意思你肯定也明白，包娣小姐，但事实确实是：有很多牧师已经堕落了。他们和别的女人鬼混，他们一掷万金，买房子，买汽车，买漂亮的服装，度假，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骗子。”

“他不是骗子！”

“我并没有说他是呀。”

“那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没有。”我说，接着便喝了一大口咖啡。她没有光火，但情绪与光火也差不了很多。“我是作为你的律师来的，包棵小姐，此外别无他意。你请我为你准备一份遗嘱，对遗嘱中的所有内容加以考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我对自己承担的责任，是十分认真严肃的。”

她紧嚼着的嘴松开来了，她的目光又像原先那样柔和了。“好极了，”她说。

我想，许多像包棵小姐这样富有的老人，特别是在大萧条时期吃过苦头、后来靠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的那些老人，会牢牢地看紧自己的钱袋，对会计师、律师和不友好的银行家保持高度的警惕。但包棵小姐却不是如此。她像靠养老金维持生计的穷寡妇一样幼稚，一样轻信。“他需要这笔钱，”她说着喝了一口咖啡，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

“我们谈谈钱的事好吗？”

“你们当律师的怎么老想谈钱？”

“因为有充分的理由，包棵小姐。稍有疏忽，政府就会从你的财产里割走一大块肥肉。现在可以在你的钱上动点脑筋，如果考虑周密，就可以少交一大笔遗产税。”

她听了颇为不快。“那些法律上的废话，说半天我也摸不着头绪。”

“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助你一臂之力呀，包棵小姐。”

“我看你是想让遗嘱里也有你的大名吧，”她说。依然对法律的麻烦感到不悦。

“我怎么会这样想呢！”我一边竭力装出一副十分震惊的样子，一边又竭力想掩饰被她识破时的惊讶。

“那些律师没有一个不想把名字放到我的遗嘱里去。”

“我很遗憾，包梯小姐，的确有一批骗人的律师。”

“钱德勒牧师正是这么说的。”

“这我相信。啦，我并不想了解详细情况，但是你能否告诉我你的钱是以什么形式保存的，是房地产，股票证券，现金，还是别的投62资？了解钱如何存放，对于遗产规划极为重要。”

“全在一个地方。”

“好。什么地方？”

“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

“是的。这一言难尽哪，鲁迪。”

“告诉我，好吗？”

包娣小姐此刻和昨天在柏树花园不同，她现在有的是时间。她没有其他任务。博斯科不在场。不需要她监督午餐后的打扫清理，也不需要她担任棋赛的裁判。

她慢慢地转动着手中的咖啡杯，低头望着桌面，默默回想着过去的一切。“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她声音很轻很轻地说，口中的假牙磕碰了一两次。“至少孟菲斯没有一个人知道。”

“怎么会呢？”我问，也许有点儿过于性急。

“我的孩子一无所知。”

“对钱一无所知？”我不信地问。

“哦，他们对钱的事知道一点。汤玛斯工作很勤奋，我们省下了很多钱。他在11年前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下了将近10万美元的储蓄。我的两个儿子，尤其是他们的老婆，相信这笔钱现在已增值到50万。但是他们对亚特兰大的事一无所知。给你加点儿咖啡好吗？”她已经站了起来。

“好。”她拿着我的杯子走到柜子边，放进半匙略略多一点咖啡，兑满不算热也不算冷的开水，然后便又走了回来。我用匙搅着咖啡，那模样仿佛是在准备享受一杯又香又浓又烫的意大利卡普契克咖啡。

我正视着她的眼睛，心里充满同情。“嗯，包娣小姐。如果这件事让你过于痛苦，我们不妨把它跳过去。你知道，谈谈关键的问题就成了。”

“这是一笔财产，我咋会痛苦？”

嘿，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好。那就请你告诉我，不必太具体，告诉我钱是怎么投资的。我特别关心不动产。”我说的是真心话。现金或其他流动资产通常总是首先清理交税，而不动产却是最后的一招。所以我提出这些问题决不仅仅是出于好奇。

“我从来没有把钱的事告诉任何人。”她说，声音依然很轻。

“可你昨儿说你和肯尼思-钱德勒谈过啦。”

她在福米加塑料贴面上转动着咖啡杯，好久没有回答。“是的，我想我跟他谈过。但我不能肯定，是否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很可能说了一点点谎。而且钱是从哪来的，我肯定没有告诉他。”

“好。从哪来的呢？”

“我的第二个丈夫。”

“你的第二个丈夫？”

“是。托尼。”

“汤玛斯和托尼？”

“是。汤玛斯去世大约两年之后，我嫁给了托尼。他是亚特兰大人，他路过孟菲斯时我们相识的。我们断断续续在一起过了5年。仗是一直干个不停，后来他走了，回到亚特兰大。他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眼睛里只有我的钱。”

“我搞糊涂啦！我想你刚才说过，钱是从托尼那儿来的。”

“我是说过，可是我没说他自己知道呀。说来话长。有些遗产什么的，托尼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托尼有个有钱的兄弟，那是个疯子，他们全家都是疯子，真的。就在托尼去世之前，他从疯子兄弟那儿继承了一笔钱。我是说，在托尼翘辫子之前两天，他兄弟先在佛罗里达断了气。托尼死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除了一个老婆啥也没有留下。而那个老婆就是我。所以他们从亚特兰大跟我联系，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跟我联系，告诉我说，根据佐治亚州法律，我现在值一大笔钱。”

“多少钱？”

“比汤玛斯留给我的要多出老鼻子的了。不过，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是现在才告诉了你。你不会说出来的，对吗，鲁迪？”

“包娣小姐，作为你的律师，我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我宣过誓，必须保持沉默。这就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拒绝泄露内情权。”

“好极了。”

“你怎么没有告诉你原来的律师？”我问。

“哦，他呀。不相信他。我只告诉他留赠给孩子们的数目，没有说出总数。可他一算出我有钱，就要我把他也放进遗嘱里面去。”

“但是你绝对没有把一切全告诉他？”

“绝对没有。”

“你没有告诉他总数？”

“没。”

如果我算得不错，她原来那份遗嘱留赠给儿孙的总数至少有2000万。所以起草遗嘱的那位同行至少知道了这个数。现在问题显然是：这位宝贝小老太究竟总共有多少钱？

“你准备把总数告诉我吗？”

“也许明天，鲁迪。也许明天告诉你。”

我们离开厨房，朝屋后的院子走去。她在玫瑰花丛旁边新装了一套喷灌设备，想让我一饱眼福。我神情专注地仔细观看，并且用热情洋溢的美好语言对它大大赞扬了一番。

对我来说，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包娣小姐是老富婆，但她不想让任何人，尤其是她的家人知道她有钱。她一直过着舒舒服服的生活，现在作为一个靠绰绰有余的储蓄为生的80高龄的寡妇，她没有引起过任何怀疑。

我们坐在装饰华丽的铁凳上，在幽暗中啜着毫无热气的咖啡，直到最后我找到了一长串的理由好让自己溜走。

为了维持自己的这种富裕的生活方式，我过去3年中，在距校园不远的尤吉酒家既当酒吧侍者又当跑堂。这个大学生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以带汁的洋葱汉堡包和圣帕特里克节①供应的生啤而远近闻名。从午餐开始到关门打烊，在冗长的营业时间里，一直吵吵嚷嚷又快快活活的。一罐淡啤在“周一之夜橄榄球大赛”时只卖一美元，其他时间则卖两美元。

①圣帕特里克节是在3月17日，是爱尔兰人过的节日。

店主名叫普林斯-托马斯，是个梳着马尾巴辫子的古怪家伙，长得又粗又大，而他的自负甚至比他的身躯还要厉害。他是孟菲斯那些神通广大的人之一，喜欢干些标新立异的勾当，让自己的照片印在报纸上，让自己的尊容在电视晚间新闻中出现。他组织逐店饮酒和湿T恤比赛②。他曾要求市府批准他这样的酒店通宵营业，而市府却对他提出起诉，指控他犯有种种罪行。他喜欢被人起诉。只要你能说出他的罪名，他就可以组织一批人马，设法使之合法化。

②一种低级趣味的比赛。女孩子们穿着湿透了的T恤，比谁线条最突出，最性感。

普林斯对尤吉酒家的管理颇为松弛。我们这些雇员按自定的时间上下班，自己处理小费，各干各的活，很少有人干涉监督。而且业务也并不复杂。只要柜台上有足够的啤酒，厨房里有足够的碎牛肉，酒店就会有条不紊地运转。普林斯喜欢在柜台上忙活，招呼那些漂亮的女学生，把她们领进火车座，和她们打情骂俏，而且往往总是使自己丢人现丑。他喜欢坐在靠近大屏幕的桌子上，对正在播出的体育比赛跟人打赌。他身材魁梧，手臂粗壮，店里发生武斗时偶尔也会出面制止。

普林斯还有更见不得人的一面。有人传说他卷入了皮肉行业。在这个城市里，脱衣舞俱乐部十分兴旺发达，而他那些所谓的合伙人都有过前科。这在报纸上时有所闻。他曾经上过两次法庭，一次是因为赌博，一次是因为担当赌注登记经纪人，但两次庭审都因为陪审团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而不了了之。在他那儿打了3年工之后，我对两件事已深信不疑。一是尤古酒家收到的现金，他大多不入账。我估计每周至少有2000块，一年高达10万之巨。二是他用尤吉酒家来掩护他那个小小的腐朽王国，通过它洗钱，并且使它显出一种经营不善营业亏损的模样，以便逃避税收。他在地下室里有个办公室，他就在那个没有窗户十分安全的房间里会见他那一帮狐朋狗友。

对这一切我才不管呢。他对我一直不错。我每小时挣5块，一周打工20小时左右。由于顾客全是学生，因而小费不多。考试期间，我可以调班。每天起码有5个学生来找工作。所以能有这份工作，我已经觉得运气不错了。

再说，不管尤吉酒家可能还搞其他什么花样，它却是一个学生常光顾的地方。一年以前，普林斯按照孟菲斯州大校旗的颜色，把它粉刷成蓝灰相间，焕然一新。墙上挂满了球队的锦旗和镶着镜框的体育明星的照片。虎将劲敌的照片比比皆是。它离校园又很近，因而总是挤满了大学生，他们在这儿谈笑调情，一坐就是几小时。

今儿晚上普林斯正在看一场球赛。棒球赛季刚开始不久，但他已经确信布雷弗斯队肯定能进入秋季决赛。只要有球类比赛，他都愿与人打赌，但他最喜欢的却是布雷弗斯队。他们与谁比赛，在哪里比赛，谁投球，谁受了伤，这一切对普林斯来说都没有任何关系，他反正都是把宝押在布雷弗斯队上。

我今夜在酒吧当班。我的主要任务是时刻注意把他杯中的朗姆酒和开胃水斟满。当戴夫-贾斯蒂斯漂亮地打出了本垒打时，他高兴得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尖叫，然后从一个学生手上接过了几张钞票。他们赌的是谁将首先打出本垒打，是戴夫-贾斯蒂斯还是巴里-邦兹？我曾见过他用比这更荒唐的题目打赌：在第三局中，投给第二击球手的第一个球是坏球还是好球？

我今天晚上幸好无需在大堂里侍候客人。头仍在痛，我得尽量少走动。而且我可以从冰柜里取出啤酒，偶尔喝它几口。普林斯并不在乎他的侍者间或拐点儿酒。

我将来会怀念这个工作的。或许会的吧？

前面一个火车座里坐的是法学院的学生。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宁愿避而不见。他们都是我的同窗，三年级学生，而且可能都已经找到了工作。

当你还是个低年级的学生时，当个酒吧侍者或者跑堂并无伤大雅，而且在尤吉打工实际上还有其可取之处。但不到一个月我就要毕业，那时候这种可取之处就会突然消失，我的处境将比一个在困难中挣扎的学生还要糟糕。我将成为一个竞争中的失败者，一个统计数字，又一个在律师行业的筛选中被淘汰的法学院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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