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谋杀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犯25个错误。如果你能想得出10个，那你就是一位天才。至少我看过的一部电影是这么说的。克利夫的死，其实并非谋杀，而是行使自卫权利的结果，但我们当时犯下的错误，现在却开始显得越来越多。

我在办公室里绕着写字台踱步，桌子上整整齐齐摆满了一摞摞标准的黄纸。我已把我记得的一切全部用图绘出：那座公寓、尸体、衣服、手枪、棒球棍、空啤酒罐，等等等等。我还画出了停车场上我的汽车、她的汽车和他的卡车停放的位置。我猜想我在公寓里只待了不到15分钟，可是把这一切写在纸上却像一部薄薄的长篇小说。在房子外面能听到多少声尖叫和狂吼？我想不会超过4声。有几位邻居看见过一个陌生人在尖叫后立即走出公寓？天知道。

这就是天字第一号错误，我想。我不应该那么快就走出公寓。我应该在里面等上10分钟左右，看看邻居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再悄悄地隐没在黑暗之中。

也许我当时应该报警，向警方说明真相。凯莉和我完全有权进入那幢公寓。在我们以为他在球场上参加比赛的那个时刻，他显然是埋伏在公寓附近的一个地方。我有这个权利对他进行反击，解除他的武装，用他自己的武器打击他。陪审员们考虑到他那残暴的个性和他以往的记录，是决不会裁定我有罪的。更何况在场的那唯一证人，又会百分之百地站在我的一边呢。

所以，我干吗不呆在那里呢？一个原因是，她在催我赶快跑走；而这在当时不啻是最佳的行动方案。在短短的15秒时间之内，你从一个被人野蛮袭击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杀人者，在这样的关头，你怎么可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呢？

第二个错误是与她的那辆车有关的谎言。我离开警察署之后，曾驱车经过停车场。我看到了她那辆大众牌小车和他那辆四轮轻型货车。假如有谁告诉警方她的车已经几天没有动过，那么她说的那个谎就会露馅。

而且，万一克利夫和他的某个球友，乘她待在庇护所的当儿，故意弄坏了她的那辆车，而这个朋友现在跑出来向警察报告，那将会多么糟糕？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在过去几个小时当中，我想起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凯莉打电话的那个谎；她在打过911报警电话之后，跟我通过话。我就是以此为借口，那么快就出现在警察署的。但这个谎说得愚蠢至极，令人难以相信。因为我们手上并无通话的录音，警察若是核查一下电话记录，我就会遇到严重的麻烦。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又发现了其他一些错误。幸好大多是惊慌失措造成的结果，在拍纸簿上涂涂画画，进行了仔细分析以后，大多还能自圆其说。

我让戴克睡到清晨5点，才把他唤醒。1小时后，他带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赶到了办公室。我从我的角度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听后最初的反应使我非常高兴。“管他什么样的陪审团，都不会判她有罪的。”他毫不怀疑地说。

“判决是一回事，”我说。“把她从监狱里搞出来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拟定了一个计划。我需要一些文件：拘捕报告，法庭档案，医疗记录和他们第一次离婚起诉的诉状。戴克满口答应，保证立即去搞到手。7点钟，他出去又买了一杯咖啡和一份报纸。

消息登在市内新闻栏的第三版上，只有短短的3段文字，没有配发死者的照片。这件事出在昨天深夜，记者来不及大书特书。标题是：《夫亡妻捕》。这样的事在孟菲斯每月平均有3起，如果我不是有心寻找，这一消息决不会引起我的注意。

我拨通了布齐的电话，把他从沉睡中唤醒。他是个夜游神，离了3次婚的单身汉，酒吧不关门决不归家。我告诉他说他那个朋友克利夫-赖考已经突然归天，这消息似乎使他立刻来了劲。刚过8点他就赶到了我的事务所，我请他去那幢公寓附近进行侦察，看看是否有人看到或听到什么情况。同时看看警察是否也在现场执行和他相同的任务。布齐打断了我的话。他是调查员，他明白该干些什么。

我在办公室给布克打了电话。我对他说，我的一位办理离婚案件的委托人昨夜杀死了她的丈夫，但她确实是位善良可爱的女孩子，我想把她从监牢里搞出来。我需要他的帮助。马尔文-香克尔的弟弟是刑庭的法官，我想请他让她具结释放，或者交纳一笔微不足道的保证金出狱。

“你刚刚打赢了一场价值5000万美元的官司。怎么一下子捡起这种不值钱的离婚案子啦？”布克开玩笑问道。

我勉强笑了笑。他要知道事实真相就好了！

马尔文-香克尔此刻不在孟菲斯。但布克保证立即开始给有关人员打电话。我在8点钟离开事务所，驱车向市区驶去。整个夜晚，我一直有意不去想念关在牢中的凯莉。

我踏进谢尔比县司法大楼后，径直朝隆尼-香克尔法官的办公室走去。迎接我的消息是，和他的哥哥一样，香克尔法官也不在城里，要到傍晚才能返回。我打了几个电话，想找到关于凯莉的文件。可是，她仅仅是昨夜拘捕的十几个人中的一个，我想她的案卷肯定还在警察署。

9点半，我在法院大厅里和戴克碰头。他已经拿到了拘捕记录，我叫他去警察署设法查找她的档案。

谢尔比县地区检察署位于司法大楼三层，下设5个部门，共有70多位检察官。家庭虐待科仅有两名检察官，摩根-威尔逊和另一位女士。幸而摩根-威尔逊恰好在办公室，只要能走进去找她就成。我和接待员调情调了半小时，令我又惊又喜的是，我的这一招居然还算灵。

摩根-威尔逊是个绝色的美人，年纪大约40岁。她握手十分有力，脸上挂着那种仿佛在说“我忙得要命，有事快讲”的微笑。办公室里堆放的案卷已多得无法再多，但仍井井有条。仅仅望着这些待办的文书，我也会觉得厌倦。我们各自坐定后，她突然认出了我。

“你就是打赢那场5000万美元官司的小伙子吧？”她说，脸上的微笑与刚才截然不同了。

“是我。”我耸了耸肩。那只不过是另一天干的活，没啥了不起。

“祝贺你。”可以看出她对那个案子的印象有多么深刻。啊，名誉有着多大的价值呀！我猜，此刻她正像所有其他律师一样，在心里计算着5000万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美元呢。

她的年薪最多4万美元而已，所以她很乐意谈谈我交上的好运气。我简单地谈了谈开庭的情况和我听到裁决时的感受，然后立即刹车，告诉她我来此的目的。

她听得非常认真，而且做了很多笔记。我把这一次和前一次的离婚诉状，以及克利夫殴打妻子3次被捕的记录统统交给了她，并且保证天黑以前一定把凯莉的医疗记录送到她手上。同时，我还描绘了她在几次最最凶残的毒打中所受的伤害。

其实，我周围的这些卷宗全都和殴打老婆、儿女和女友的男人有关，摩根会站在谁的一边，显然不难预言。“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她说。她指的当然不是克利夫。

“她身材高大吗？”她问。

“5英尺5英寸左右。净重110磅。”

“她怎么居然能把他打死了呢？”她用近乎敬畏的声调问，一点儿也没有责怪的意思。

“她非常害怕。而他又已经喝醉。她在不知不觉之中抓住了棒球棍。”

“干得好，”她说。我的大腿上顿时布满了鸡皮疙瘩。这是检察官说的话！

“我希望能把她从牢里放出来。”我说。

“我需要在材料到齐后研究一下。我会给办理保释的办事员打电话，通知他我们不反对让她交纳为数不多的保释金。她住在哪里呢？”

“暂时住在庇护所里。你知道，那种没有名称的非公开的庇护所，这里有许多家。”

“我对它们很了解。它们也确实很有用处。”

“她住在那里很安全，可是这个可怜的孩子此刻还关在监牢里呢。而且上次挨打留下的伤痕，现在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她用手向周围的案卷一挥。“这就是我生活的目的。”

我们同意次日上午9时再碰头。

我、戴克和布齐三人在办公室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筹划着下面的行动步骤。布齐敲开过赖考住处附近每一家的门，只发现有一个人似乎听到过有什么东西砸碎的声音。她就住在他们楼上，我怀疑她可能看见我走出那套公寓。她听到的可能是克利夫第一次挥棍向我打来，失手打在点心柜上发出的声音。警察尚未和她谈过话。布齐在那个公寓小区转悠了3个小时，并没有发现警方活动的迹象。那套房锁着门，贴了封条，吸引着不少人前来围观。有次来了两个魁梧的年轻人，看来认识克利夫。他们和一群刚刚下班的小伙子站在警察布置的隔离线之外，望着套房的门，骂骂咧咧地嚷着要报仇。那伙人样子可凶呢，布齐对我说。

布齐还找着了一个提供保释金的保证人。此人是他的一位朋友，愿意为我们提供优惠，只收取5％的好处费，而不是通常的10％。这可以为我省下一点钱。

戴克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警察署，设法获取逮捕记录，追踪有关凯莉的文件。他和斯莫瑟顿打得火热，这主要是因为他发誓对律师深恶痛绝。他此刻仅仅是个调查员，离律师帮办的位置还远着呢。有趣的是，斯莫瑟顿说，早晨的时间刚刚过去一半，他们已经开始接到要杀死凯莉的威胁了。

我决定去监狱探望凯莉。戴克将去找一名法官，确定保释金的数目。布齐将去找那个保证人时刻做好准备。我们刚要离开办公室的当儿，电话铃声突然急剧地响了起来。戴克一把抓起话筒交给我。

电话是彼得-科沙从克利夫兰打来的，他是杰基-莱曼西支克的律师。我上一次和他通话是在杰基作证之后，我对他说了数不尽的感谢话。他当时告诉我说，过不了几天，他自己也要提出诉讼，状告大利公司了。

科沙就陪审团的裁决向我表示祝贺，说是在克利夫兰星期日的报纸上这是一条引起轰动的大新闻。我现在已经是名闻遐迩了。他接着说，大利公司发生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事。联邦调查局今晨和俄亥俄州总检察署以及州保险署联手，搜查了公司的所有办公室，并且开始搬走种种文件和记录。除了会计部的计算机分析员，所有雇员都已被打发回家，并且奉命在两天之内不得回公司。而且据最近报纸上一条消息报导，大利公司的母公司平孔，对到期的某些债券拒不予以支付，同时一直在大量裁员。

我没多少话可说。18个小时以前，我刚打死一名男子，现在很难考虑与此无关的事。我们聊了几句。我向他表示感谢。他答应有新的消息立刻告诉我。

化了一个半小时，他们才在监狱的迷宫里一个什么地方找着了凯莉，把她带进探视室。我们中间隔着一道玻璃墙，通过电话交谈。她说我的样子很疲倦，我说她的样子很棒。她住的是个单人囚室，很是安全，但周围太吵，无法入睡。她实在是一刻也不想待。我对她说，我在全力以赴，我讲了会见摩根-威尔逊的情形，我也讲了交付保释金的操作程序，但对于要杀死她的那些威胁，却只字未提。

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要谈，但不能在这儿谈。

在我们相互道了再见，我正准备走出探视室的当儿，一名穿着制服的狱卒叫住了我，问我是不是凯莉的律师，并且交给我一份打印件。“这是我们的电话记录。过去两小时，我们已接到四个跟那个姑娘有关的电话啦。”

我看不清那该死的打印件。“什么性质的电话？”

“死亡威胁。一些疯子打来的。”

隆尼-香克尔法官于3点半回到办公室，我和戴克正在恭候。他忙得不可开交，但布克已经打来过电话，和他的秘书打过招呼，所以事情很顺利。我交给法官一沓文件，用5分钟扼要介绍了案情，最后请他照顾照顾，批准交纳一笔数额较小的保释金，因为这笔钱将由本律师交付。香克尔决定保释金为1美元。我们表示感谢，随即转身告辞。

30分钟以后，我们全都来到了监狱。我知道布齐在腋下枪套里随时都插着一支手枪，而且我猜那位保证人雷克也不是赤手空拳。我们有备无患，不怕出现任何意外。

我给雷克开了一张500美元的支票作为保证金，然后在所有的文件上签上字。假如对她的指控不撤消，假如她在任何一个开庭的日子不出庭受审，那么雷克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支付剩余的9500美元保释金，或者抓着她把她押回监狱。我已经说服了他，指控一定会撤消。

对她的一道道审查似乎没完没了。过了不知多久，我们终于看见她迎着我们走来，手铐已经除去，脸上只有微笑。我们迅速护送她上我的汽车。我已经吩咐布齐和戴克跟在我的车后走几个街区，以确保万无一失。

我把那些死亡威胁告诉了凯莉。我们估计发出这些威胁的大概是他那些疯狂的亲属和一起工作的乡巴佬。我们飞速驶离市区向庇护所开去，两人都很少开口。我不想谈昨夜发生的事，她也还没有为进行这样的讨论做好心理准备。

星期二下午5时，大利公司的律师们在克利夫兰联邦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根据破产法案对公司进行保护。彼得-科沙给我的事务所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帮助凯莉躲藏，戴克接了那个电话。等我在几分钟后回到办公室，戴克一脸死白。

我们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脚搁在写字台上，半天没有开腔。一片寂静。没有人声。没有电话。甚至楼下外面街道上也没有来往车辆。我们一直还没有商量这笔律师费戴克该分多少，因而他此刻也不知道他的损失究竟有多大。但我们俩心里都十分清楚，一瞬间我们已经从纸面上的百万富翁，变成了近乎破产的穷光蛋。我们的梦想昨天还是那样耀眼，如今却显得如此愚蠢。

不过，还有一线希望。仅仅在一周以前，大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还显示出公司有雄厚的实力，足以使陪审团相信它能够负担5000万美元的罚款。M．威尔福-基利也估计公司拥有一个亿的现金。这决不可能全是无根无据的谎言。但我又想起了马克斯-勒伯格的警告：绝对不要相信保险公司自己的数据，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会计规则。

我们无论如何肯定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百把万美金的吧。

但我对此并非真的坚信不疑，戴克也是如此。

科沙给过我他家的电话号码。我最后终于鼓起勇气，给他挂了电话。他为带给我这个坏消息表示遗憾，并且说克利夫兰的法律界和金融界现在乱成了一锅粥。目前要弄清全部真相为时还过早，但看来平孔公司从事外汇交易不久前受到了惨重损失，因而开始从其包括大利在内的子公司中抽取大量的现金。由于情况越来越糟，所有现金全被平孔刮走，送往欧洲。平孔是一家由一批在新加坡运作的美国不法分子控股的公司。这番话听起来好像全世界都在耍弄阴谋诡计，联手和我作对。

这一切迅速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混乱，要把头绪理清彻底解决，恐怕需要好几个月。但当地的检察官今天下午在电视上已经做出保证，要对该公司提出起诉。这对我们会大有好处！

科沙明天上午将再和我们通话。

我对戴克复述了一遍，我俩都明白事情已毫无希望。钱已被骗子们卷走，他们极其狡猾，根本不可能被人逮住。那些受过一次欺骗，并已提出诉讼的成千上万的投保人，如今将再受到他们的诈骗。我和戴克将要遭殃，多特和巴迪同样要遭殃。唐尼-雷遭了一辈子殃。德拉蒙德也要遭殃，他那笔巨额的律师费如今只好泡汤。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戴克，可是此时此刻，谁都笑不出声。

大利公司的雇员和经纪人将会遭殃。杰基-莱曼西支克这样的人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倒霉的虽然不是我一个，可由于某种原因，我却觉得我的损失比其他大多数人都要惨重。别人也在遭难，这对我毫无安慰。

我又想起了唐尼-雷。我看见他强打精神坐在树下作证。他为大利公司的扒窃行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我把过去6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全都化在这件案子上，我的努力已成白费。我的事务所开业以来，每月的纯收入平均只有区区1000美元，但我们并未泄气，因为我们梦想着布莱克一案有朝一日会带来滚滚财源。而如今，我们从手上承办的案子收取的手续费，还不够两个月的开销，我又不想出去勾引委托人。戴克手头倒是有一桩车祸案，但委托人出院之前不可能获得解决，而他出院大概还得等6个月。即使解决，赔偿的金额充其量也不过2万美元。

电话响了。戴克接了电话，听了一会，迅速挂上。“有个家伙说他要杀了你。”戴克干巴巴地说。

“这算不上是今天最糟的电话。”

“我倒巴不得现在被人一枪打死。”他说。

看到凯莉，我精神为之一振。我们在她的房间里又吃了一顿中国饭菜。房门锁着，我的手枪用上衣盖住放在一把椅子上。

此时此刻，各种各样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争相惹人注意，谈话很难。我把大利公司的事告诉了她，她听了很失望，但这仅仅是因为我很灰心丧气。那笔钱对她并无意义。

我们时而放声大笑，时而又想大哭一场。她为明天和后天担心，不知道警察会有什么发现，会采取何种行动。她也害怕赖考家人。那些人5岁就开始打猎，舞刀弄枪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重新被押回牢房的前景使她恐惧，尽管我一再保证这决不会发生。若是警察和检察官定要刨根问底，我一定挺身而出，说明真相。

我提出了昨夜发生的事，她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开始大声哭泣。我们很久没有开口谈话。

我打开门，轻轻地跨进幽暗的走廊，摸索着找到了贝蒂-诺维尔的房间，她独自一人在看电视。她对昨夜发生的事知之甚少。我向她解释说，凯莉此刻非常脆弱，不能一人独处，我必须留下陪伴她。假如必要的话，我可以睡在地板上。这家庇护所严格禁止男人留宿，但我的情况特殊，她破例恩准。

我们躺在那张狭窄的小床上，躺在床单和毛毯的上面，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昨夜通宵未眠，今天下午又只打了一会儿盹，我觉得在过去的这整整一周中，睡了还不足10小时。我怕弄痛了她的伤口，不敢和她做爱。我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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