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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多年回到村里时，人们告诉我：就在我出走的同一天下午，彩芹老师和父亲的爱情正式完结。她循着我留在积雪上的足迹走了好长一段，看见父亲伫立在雪地里向远方蓝色的山影眺望。父亲终于忍受不住她怨恨的眼光烧灼，慢慢转过身来。

“雍宗。”“儿子走了，我儿子。”“那年你从部队上回来，穿着斜纹布的新军衣、马靴。你和另外几个人把新鼓架竖起来，那么沉的木头你们轻轻巧巧就竖起来了。”“阿来走了。”“那时我还小，可我当时就迷上你了，我躲在墙角边上，树丛后边看你，你用帽子扇走扑到你脸上的牛虻。”“你阿爸被打死了，我送另一个同伴的遗物回来。”“可那晚上我梦见我骑在你的马背上，穿过好大一片草地。”彩芹老师往前挪挪冻僵的双脚，“我爱你。”“要不是你死鬼阿爸是我的战友，要不是我送的是死鬼战友的几样旧东西到他家里，我就，我当时就娶了你阿妈，姑娘，那你就是我的女儿。”“我爱你。”“那次回来就有了阿来，知道吗？阿来妈妈那时是另一个死鬼钟爱的女人！”父亲踩过积雪，那咕吱咕吱的声音渐渐隐逝。

至此，她和父亲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的关系正式终结。这关系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村里人众说纷纭。对此保持沉默的是我，母亲，父亲和彩芹老师自己。

两年之后，她嫁给屠宰季节必来村里的一个供销社收购员。我在县城遇见她时，那个收购员因为贪污罪进了监狱。在她那里我品尝了流浪生活中最饱足的一顿美餐。酒力与居室中昏暗的灯光，使人置身于一种脉脉的摇荡的情意之中。初恋的迷雾又在眼前升起，染上了葡萄酒绯红的光泽。我不要她再给我斟酒。我啜饮的是另一种经年的醇酒。我看着她把酒掺进透明的玻璃杯中，那水晶体上折射出有棱有角的亮光，酒浆微微荡漾。我禁不住想向她吐露我最初的恋情。

但我拿不准该说我爱你，或者是我曾经爱过你。

她抚摸着杯子说：“其实，色尔古村不是我生根的地方。”我说那也不是我的地方。

她严肃地对我说：“那是你根子所在的地方。”她又噗哧一声笑了，说：“瞧瞧，我们谈着多正经的事情哪。”她把大灯关掉，只剩下床头一盏血红色的小灯。我在她家的长沙发上躺下，脱掉她强迫我换上的她丈夫的散发樟脑气味的干净衣服。她坐在床前披散开头发，脱下衣裤叠好放在床边的凳子上。她的胸衣与裤头和她可人的肌肤是一样的颜色。我睡的沙发在床对面，正落在一片暗影里。她眼中十九岁时的狂热已经消逝，清澈的眼波平静而忧郁。

“我有好多话要对阿来说啦。”她熄掉灯，窗外一只水龙头在淅淅沥沥地漏水。她说她每夜为了安睡都要把那水龙头拧开一点。一弯新月挂在山边。

静默了许久，她突然说：“过来。”口吻中绝对没有半点张狂与情欲难抑的味道。

我躺在她旁边，看见月光映着她脸腮上浅浅的茸毛，鼻尖上不知怎么聚集起来的一点亮光。她的手滑过我的脸腮和胸膛，说：“你都长胡子了。”我的呼吸急促起来。

“你阿爸碰都没碰过我一下，”她说，“你说那是刚强还是软弱啊？”“……”“我老了吗？”“没有。”“爱我吗？”“爱。”我说。

“我像你姐姐还是妈妈。”我不回答。

“我摸到你那里都长毛了，受不了你就上去吧。”我拼命摇头，我说：“你爱我阿爸时我就爱你，那时我想长大挣到钱了就娶你做妻子。”“那就爱我一次。别像你阿爸。”“那是阿爸真心爱你，我也是。”“来吧。”她伸出丰腴的手扳住我瘦削的肩膀，我就这样让她感触到我的瘦弱，我因为这个害怕逃下床，逃离了她丰腴的热烘烘的身体。

她在暗中叹口气，说：“好吧，头人的根子都一样。”早上，她醒转过来看着我穿上我破烂的衣裳，看我又恢复了一副流浪汉的模样，眼光湿湿的一声不响。

我将转身时，她说：“吻我一下。”我冰凉的嘴唇触到她温暖的额角。

她把嘴唇迎向我时，我退缩了。她说：“就当是替你阿爸。”走上灰色黎明时分空荡荡的大街，看到一条和一无所有的黎明一样颜色的空荡荡的大路逐渐消失在茫茫群山的苍翠中间。我实在是难以确切地知道一条路，一件看来和以前发生过的别无二致的事情，一个人的命运，乃至这无情而恢弘的世界哪里是开始，而结束处又在哪里。

我想知道。所以，流浪路上那些不间断的树丛、岩石、土地和村庄、泉水，以及阳光下风雪中雨雾中的人群都未能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我一心系念的仍是那座林中溪边的小小村庄以及村里的人物。

团支书嘉央竭力要取消我参军的资格，换上她弟弟，就说我家是漏划地主。两年后，旧事重提。阿生对工作组长说，我们色尔古村有漏划地主，而他知道那人是谁。他说那人早该揪出来了，那人有六个木箱的财物。他对彩芹老师也这样说过。

“你是说他？”“他，”阿生眨眨眼问，“是谁？”“你自己知道。”“我喜欢你，彩芹，我们一起长大。”“你喜欢好了。”“你不喜欢我？”“你自己知道，太好了。”“你想想吧。”“还是你想想不要滋事太多，你把他揪出来干什么？人家打仗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们一起在沟边捏泥巴娃娃，记得吗？”“我记得那时他回来脚上蹬着咕吱吱作响的茶色马靴，把我阿爸的东西驮回来，在沟边塞给我们一人一大把花生糖和饼干，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饼干。”父亲当兵七年，当干部两年，回家来时赶着一匹马和一头毛驴。马背上四只绿色的子弹箱，毛驴背上两只肥皂箱子。两只箱子是各式单棉绒军服六套。一只木箱里一个打得方方正正的被子，一只木箱子里是一条狗皮褥子和一条军绿色帆布的马褡。毛驴背上的两只箱子一只盛着一双马靴，三条皮带和四双军用胶鞋。另一只用白色的降落伞上割下的绸子包着日记本两个，钢笔三支，一捆战地油印小报，一夹卡宾枪子弹，一个掏空心的甜瓜式手雷，一只水壶，一只口琴，一本《红岩》，一本《青春之歌》，以及几本《星星》诗刊，其中两本还留着火燎的痕迹。到阿生把目光瞄准那只木箱时，军衣已穿破了三套，母亲无论费多少手脚也难以把那些碎片连缀在一起了。也是在那时，我又发觉箱子里还有一只苏式船形军帽，里面别有几枚铮亮的勋章。

幸好那时父亲为自己新生的女儿和彩芹老师炽烈的爱情所鼓舞，显得有些振作了。三十二天之后，妹妹脸上的红皮褪尽，一双漂亮无邪的小眼睛大睁开来注视着这个并不漂亮无邪的世界。她红润的小嘴唇紧紧抿在一起，鼻翼随着平稳的呼吸轻轻翕动，我们一家三双眼睛落在她脸上，煮开的茶壶嘟嘟作响。妹妹睡熟了，她平稳的呼吸使家中经久不散的苦味消散了。父亲和母亲默默对视，脸上的皱纹舒张开来。我从自己舌尖上品味到一些没有吐露的平和愉快的言辞的味道。

“我们都还不到四十岁吧，雍宗。”“不到四十。”“我们不老。”“离老还早，阿来大了，女儿这么干净。”“她能长大吗？”母亲幽幽地哭了。

她嘤嘤的温柔的哭声在透过窗棂斜射进屋的阳光中飞舞。那夜我梦见一群金色蜜蜂环绕着一个溢蜜的蜂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