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她一反常态地起了个早床。

冲完澡，穿上新买的橙黄色比基尼泳装，外套红T恤和蓝色牛仔裤。泳装有点紧，敏感部位不太舒适，但只能这样。海边可能不便换装。

然后化了个淡妆。

然后吃了两只香蕉，喝了一杯牛奶。

然后把防晒霜、唇膏、粉饼、香水、面巾纸之类放进挎包，坐在沙发上，等待那个可能会骤然响起的电话。

隐隐约约的，她听见了从十几公里外传来的海浪的喧哗。

三天前的下午，她和几个女同事陪公司的几个客户唱卡拉OK。平时她是很少参加这类活动的，因为客人中有他，她就去了。她不大会唱流行歌，又比较矜持，唱了一首就不再唱了，在一旁听，偶尔鼓鼓掌，说几句违心的恭维话。他的歌唱得好，声音又带有磁性，可是似乎因为受了她的影响，也不多唱，倒是殷情地帮别人点歌。其他人兴趣都很高，一个个声嘶力竭，把她的头都唱大了。

散场时她步行回家。她的住处很近。

他陪她走了一段路。

她说，不好意思，您是客人，还要您送我。

他说，应该的，我还应该感谢你给了我表现绅士风度的机会呢。

她顿了顿，说，其实唱卡拉OK挺没意思的。

他点头附和，是呵，应酬嘛。

她想想说，其实要想轻松轻松，还不如到海边去走走。

他说，对，吹吹海风，散散步，挺不错的。

她说，看看海上的帆，听听海浪的喧响，打着赤脚在软软的沙滩上走过，留下一行像省略号般的足迹……

他笑了，最好是两行足迹，时而交错，时而分开，不更富有诗意么？

她咬唇一笑，说，海边说起来并不远，可我很久没去过了。

他爽快地说，这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星期天我陪你去。

她不易察觉地点点头，全身顿时松弛下来，仿佛刚刚签下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协议。

阳光透进了窗口。

她想他可能还在茶楼喝早茶，所以她的电话机还没有动静。

那一天，她把做好的装饰方案交给他，忐忑不安地等待他的评价。他很散漫地浏览着她一周的工作成果，无神的眼睛忽然放出了亮光。

她有些紧张：怎么样？

他说，太好了，跟你的身材一样漂亮！

她的脸陡然臊热起来。他居然这样直言不讳地同时赞美了她和她的工作！而且口气是那样的由衷，没有半点恭维的成份。她不禁手足无措了。

那一刻，她真的怦然心动了。

独身多年，曾经沧海难为水，让她心动，真是难得。

盯着电话机的眼睛有些模糊了。

她的耐心像一片嫩绿的桑叶，被时间的虫子啮啃着。

她摁了摁话筒，以免没搁好打不进来。忽然想起手机还关着，匆忙打开后，才想起没有必要，他并不知道她的手机号码。

十点只差五分钟了。

他其实其貌不扬。个子不高，走路是外八字。身边不能免俗地跟着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幸而手指上没有戴那种硕大的金戒指，否则……

不过，能让她动心，算他的本事了。

她坐不住了，在屋子里来回走动。

红色的电话机像是睡着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要不要打个电话过去？她抓起了话筒，犹豫片刻，又搁下了。

她还是不想显得太主动。

昨日，为了使那个设计方案尽善尽美，她想做些小小的修改，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他不在公司，便打了他的手机。她说，你在哪？想跟你说说方案的事呢。

他说，我正在按摩呢。

她的心像坐上了高速下降的电梯，倏地沉了下去。

久久无语。

他在那头说，你怎么不说话？方案的事你说了算，我相信你。没其他事就收线了，我正受罪呢，盲人按摩师的手太重了！

她的心这才慢慢浮了起来。

她想起多年以前看过的一部戏，戏里的主角在暴风雨来临之际高喊毛泽东的教导，说是胜利的希望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再坚持一下，电话可能会响。

可是时间已经走到十点四十了。她的那片耐心的桑叶，已经被那条虫子啃得所剩无几了。她心一横，拨通了他的手机。

她说，还在忙呀？

他说，也不怎么忙，正在整理办公桌。

她说，你放女秘书的假了？

他说，是呀，她也该轻松轻松了。

她默然，过了片刻，问，你那里位置很高，看得见海吗？

他说，看不见，视线都被高楼大厦挡住了呢。

她口气很冲地说，我猜你也看不见。

她挂断了电话。偶然地，从镜子里她发现自已脸涨得通红。他居然把他的允诺忘得一干二净！竟然有这样的男人！难道没人陪我就不能去海边吗？我自已去，一个人还自由些。

她忿忿地抓起挎包，打开门，走了出去。

她坐上了去海边的出租车。

但是半小时后她又回到了家里。

全身发软。

她实在没有气力和心思去海边了。

她打开电视，瘫陷在沙发里。

电视里正播放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椰树，沙滩，大海。一个特写镜头将汹涌的海浪推到她的面前。她全身都被浪花溅湿了。她索性脱去外衣，让紧裹着比基尼泳装的身体滑入水中。电话铃急剧地震响，她一点也听不见。她完完全全被海浪吞噬了。

2000.4.9

原载《芳草》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