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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命运》史铁生短篇小说集

-2019 年 8 月 16 日Ctrl+D 收藏本站扫描 星月文学 二维码,微信也能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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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人们常常这样说,劝人或者自慰。但过去的事如果真能过去,不留任何影响于今天,人们大概就不需要如此的劝人或者自慰。不是么?这样说的时候,一定是为了一往事的波涛又在浸痛尚未结疤的伤口……

我们从小就认识,她叫我大海哥,我叫她小秀儿。她是我家阿姨的女儿。

阿姨才来时我刚上小学。一天放学回家,一推开门,见一个农村打扮的女孩子坐在沙发上,睁大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

“你是谁?”我问。

“我是小秀儿,我妈在厨房。”她说。

“你妈妈是谁?”我又问。

她摇摇头,依旧那么怯生生地望着我,似乎没有懂得我的话。我饿了,在屋里东翻西翻地找吃的东西,小秀儿睁大的双眼一刻也不离开我。

见我坐下来狼吞虎咽地吃着苹果,她像是放了心,带着几分乡间怯音问我:“你是大海哥?”

“是呀。”我一边嚼着苹果。

她笑了,说:“婶婶说你回来跟我玩……”

“什么婶婶?哎呀!你怎么把新娃娃包上这么多破布?!”我看见她怀里抱着舅舅新从国外给姐姐带来的洋娃娃。

“怎么是破布?是被窝……”

“把新娃娃弄脏了!”我跳起来,一把抢过洋娃娃。

小秀儿不声不响,再度睁大了眼睛望着我。然后,开始慢慢地叠手里的几块破布。

妈妈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农村打扮的妇女,小秀儿立刻跑过去,偎依在那个妇女的怀里。那就是小秀儿的妈,我家阿姨。

妈妈狠狠训了我一顿,并要我把所有的玩具都拿出来,和小秀儿一起玩。

晚上,妈妈把台布拿来给洋娃娃作被子,小秀儿的笑声充满了房间,她的天性是活泼的。一大海哥,我当洋娃娃的妈,你当她的爹,行吗?“小秀儿一句话,把爸爸妈妈都逗笑了,只有阿姨却垂了头。

“不,我要当师长,不,当司令官!”我正把帽子捏扁,、腰里插着两把“手枪”,在屋子里昂首阔步。

“当官?大海哥,你别当官,当官要坏良心……”

“啪!”阿姨一巴掌把小秀儿打了个趔趄,喊:“不许胡说!”

“您说的嘛……又不是我……”小秀儿小声叨咕。

“啪!啪!”又是几巴掌,一再胡说。打死你!“阿姨真的生气了。

小秀儿哭了,阿姨也哭了。妈妈劝阿姨,爸爸哄小秀儿,我和姐姐吓坏了。

大了,才知道这事的原因。有一次,看完《霓虹灯下的哨兵》,妈妈说,陈喜这个形象颇有典型意义,小秀儿的爸爸看了不知怎样想,他比陈喜多走了一步,进城不久,便抛弃了这母女俩。

这样的人有,只是不好搬上舞台。

小秀儿越来越漂亮。大伙儿也都这么夸奖她的时候,我们却很少在一起,偶尔见到,话也少了。阿姨嫁给了一个工人,小秀儿有了爸爸和哥哥。阿姨照样在我家忙,小秀儿却在她家忙,要上学,要做饭,要洗一家人的衣裳。每个学期的期末,阿姨都要拿来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笑着给爸爸妈妈看,说是小秀儿进步得这样快,多亏了我爸爸和妈妈。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阵飓风便吹毁了我家的四合院。红漆大门贴上了封条,爸爸失踪了,妈妈被四处游斗。我是干部子弟中最不幸的一个,还没容得我穿上军服,戴上袖章,去造反,去高歌,去奔腾叱咤,“黑帮子弟”的头衔便打得我晕头转向。象一片树叶,任飓风吹去,随飓风盘旋,凭飓风安排我的命运。

那时我似乎才真正踏进了人世,长者亲昵的抚爱变作惶恐的冷眼,朋辈的戏谑之言成了罪责的依据,亲戚们的阿谀逢迎改为望风而逃。“革命后代”一旦为“黑帮子弟”所替代,赞扬便永远地消尽,嘲讽和喝斥随即袭来……我迷惑、恐惧,我感到苦闷和凄凉……

妈妈又得了心肌梗塞。每夜在医院看护她的时候,我甚至感到绝望,在心底哀叹着命运的无情。往事浮上眼前,而往事又都已破碎,包括“人生”,“幸福”,“革命”,“理想”,——这往日侃侃而谈的一切。

这时小秀儿来了,带来几样饭菜,说是阿姨叫她送来,妈妈和我都爱吃的;说是阿姨虽已不在我家,却时时挂念着我们。

小秀儿坐下来,用少女特有的善良和同情的目光望着我,说:“伯伯和婶婶都是好人,我总也不会忘记他们对我的教导。我不相信他们会是‘黑帮’,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清楚?可有时那是命运,”我说。

“命运?你怎么也相信命运?!”她露出惊讶和焦急的神色,久久地望着我。

直到我把饭菜吃光,她才又说:“有一回伯伯跟我说起了命运——他知道我妈总把‘命啊命’的挂在嘴边上——伯伯说,”说到这里她仰起头,望着天花板,象背一条物理公式似的继续说:“命运绝非造物主的安排,因为那样的造物主是没有的。可是人们的头脑中却又为什么产生了命运的概念呢?……却又为什么产生……噢,我的本子上记着呢,”她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个日记本,翻开,认真地念下去:“那是因为客观世界里总有一些我们尚未认识的矛盾,而它们却又不依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有时会影响我们,甚至伤害我们。这就是被人神化了的命运的本来面目。”

“我知道,当时我也在。”我说。

“可伯伯还说,”她急忙又往下念,“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认识那些矛盾,掌握矛盾的规律,驾驭人类的命运。这你还记得么?”

我说:“记得。”

小秀儿的眉间现出轻松的笑容。

二十几岁的年华,毕竟是人生最美妙的季节,是春天。它充满了活力、激情和向往。小秀儿尤其是这样,她的眼睛在闪光,她的激情在驰骋,她的青春在迸发,虽然她又是那样的文静。那时,我们便又谈起了人生、理想和幸福。人生是什么?是斗争;理想是什么?是革命;革命呢?是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幸福呢?便是这一切的总和,我们为共同的结论而兴奋,直到远处车站的钟声响过十下。“大海哥,你先睡会儿吧,妈要我替你,你都熬瘦了。”

小秀儿不由分说,在走廊里找好一条长椅,硬把我拉去,按下,把大衣盖在我身上……

那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小秀儿紧紧地抱着那个洋娃娃,睁大眼睛问我:“我当娃娃的妈,你当娃娃的爹,行吗?”还没等我回答,就听得“啪!啪!”几声巨响,小秀儿哭了,一边哭一边叠着手里的几块破布。

“小秀儿!”我喊了一声,惊醒了。

我悄悄地走进病房,轻轻地推开病室的门,一眼就看见了妈妈那张憔悴的脸,但憔悴的脸上却挂着久已不见了的笑容。

小秀儿背对着我坐着。看不见她的表情,只听见她说:“……不怕,婶婶,我不怕,妈妈也不怕。”

“可他们说我是‘黑帮’。”妈妈说。

“不,婶婶,我不信您和伯伯会是黑帮,我妈也不信。”我想象,小秀儿那时一定又是焦急的神情。

我看见妈妈在擦眼泪。

小秀儿慌得站起来:“婶婶,您别难过,事情总是会弄清楚的。”小秀儿天天都来,给我们带来可口的饭菜,更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和温暖。妈妈的病渐渐好转了,脸色也红润了许多。……

真的,那毕竟是人生最美妙的季节,是春天。当春风吹醒了希望和理想,感情便也象解冻的溪水,潺潺而流了。二十几岁是逃不脱爱情的。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中国人,说起结婚多是那么坦然,而一听到“爱情”这个字眼,都是轻则脸红心跳,重则斜目横眉,甚至嗤之以鼻。小秀儿便是个轻的,那时的我么,自命是一个例外。

一天,车站的钟声响过十下,我对她说:“小秀儿,我想听听你对爱情的看法。”

“什么?”她睁大的双眼和小时候一样。

“爱情,你对爱情怎么看?”

“爱……噢不……我……”她惊惶地环顾四周,然后羞红了脸,用食指抠长椅的边缘。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健康、朴素的美。

“我今晚要早点回去……”她站起来。

“这个你拿去,”我掏出一本书。

“什么?”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你看吧,无产阶级也需要爱情。”我当时很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是个指导者,甚至为此飘飘然了。

第二天她来得特别早。我吃着她亲手做的饭菜时,“爱情”这个字眼第一次从她嘴里说出,尽管仍带几分羞涩。她说她为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所感动。燕妮家有钱有势,好些纨绔子弟追求她,而她却选择了贫穷而又名禄全无的马克思。

“是共同的理想把他们联在了一起,理想指引着爱情,爱情又增添了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力量。”我总结。

她同意,还特别翻出书上的一句话给我看。她不会拿他去换任何一位爵爷。

就这么,我们谈起了爱情。小秀儿在她固有的一切美之外,又添进了开放的思想和热烈的感情。我以为那是我的功劳,她也承认。那时的小秀儿啊,笑声和歌声是她的影子。我们朝夕相处,读书,发议论,品评现时,回忆过去,憧憬未来……春天,万物都在更新、生长、创造。

我总不能忘记,我们一起读了鲁迅的《伤逝》。我们为涓生和子君的结局而悲哀,为我们生在今天而庆幸,并且坚信了一条哲理:只有共同的理想和斗争能使爱情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一旦沉入卿卿我我,为家庭的大地所束缚,爱情便要无聊,便要僵死。于是我们商定,我们要爱得不同凡响——革命而又浪漫。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同去边疆而又不在一起的原因。

塞外的寒风并不能吹去春天,并不能吹毁萌芽。柏拉图式的爱情插上了书信的翅膀,三年,书信积成了捆,小秀儿说那是我们的鹊仙桥,我说那还会是我们的证婚人。

翻开那些书信,随时可以找到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可以找到曹雪芹、鲁迅;可以找到巴尔扎克、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可以找到“九二0”,土壤,育种……

然而,命运到底有没有呢?

爸爸解放了,我上了大学。如今我已无需说谎,是的,正是从后门。但那时我并没有告诉小秀儿,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为了小秀儿的爱。小秀儿绝对地相信我,那时她在信中竭尽嘻笑怒骂,她笑行贿是黑夜的偷儿,骂走后门是明火执杖的强盗;她为神志民的反戈而振奋,为张铁生的得势而愤怒;她为总理的艰苦朴素和谦恭下士所感动,为江青的附庸风雅和勃勃野心而惊诧。她是一炬燃着的火,而我却已象一堆烧尽的灰。我每日只在english的领域中思想,只为出国的前景所激励,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后门的恩泽。我不愿说穿它,或者竟是不敢,为了小秀儿纯真的爱和连接那爱的理想。我随声附和着她,欺骗着她,甚至躲闪着她。

慢慢的,小秀儿的信稀疏起来,信中透出了忧愁、彷徨和沮丧。记得她从兵团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结尾的:“……又一批人走了,当兵去了,回城去了,进歌舞团去了。进报社去了……都是靠了好爸爸的功劳。试验田荒芜了,农科站倒闭了,人心散了,各谋归宿去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海,这间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也渐渐觉得模糊。”

我接二连三地给她写信,却不见回音。大概是她终于发现了我的虚伪和欺骗。

一天,她忽然来了,从兵团回来了。然而那迷人的笑靥没有了,欢快的歌声没有了,迸发的活力没有了。小秀儿变得倦怠,愁苦。

当我们踏着香山落叶的时候,我胆怯地问她,还爱我不?她苦笑着点了点头,说:“大家都一样,何必怪你呢。”

我怕她的苦笑,那使我感到陌生,使我感到在我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小秀儿,你现在怎么想?”我问她。

她叹了一口气,说:“我在想命运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你相信命运?!”

“我也不知道……当然,我知道造物主是没有的。”

爬上了鬼见愁,夕阳已经沉在了脚下,飞鸟卿卿喳喳地归巢。小秀儿忽然说:“你不觉得《红楼梦》上那句话很现实么?”

“哪句?”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她又是那么苦笑。

我怕她的苦笑,那使我心酸、心疼。“小秀儿,你也回来吧……”我建议,但那实际象是央告。

“怎么回来?”

“把我们的关系向爸爸妈妈公开,然后让爸爸想办法把你转回来。”

她沉默了,但她心里一定在搏斗,我听见她急促的呼吸,看见她起伏的胸脯。直到远山渐渐模糊,她才说:“我妈也这么说,还说我的命比她好多了。”朦胧的月亮已经升起,她又说:“前几天,我看了几句诗‘一切都破灭了,唯有那纯真的爱,象飞瀑长流,象青松不衰。’可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呀,我心里特别矛盾……”

“我们在一起,我们还要革命,还要携手向前。”我说这话时,见她眼睛里又闪现了向往的光。

她大胆地靠紧我,含着泪水点了头。

那时,妈妈虽已常常向我提起婚姻问题,却从来没想到过小秀儿。

为了不同凡响,我也一直没向她公开。但我知道妈妈是喜欢小秀儿的,我相信她准会同意。妈妈同意,爸爸准会帮忙。

然而,命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偏偏这时,小秀儿的哥哥被抓起来了,罪名是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不久,小秀儿的爸爸也被查出了问题,说他本来就是个坏分子,说不定还是个漏网地主。

“那不会是真的!难道你没尝过那些人的信口雌黄?!”我几乎是在朝妈妈喊。

“我们最好还是,暂时少和他们来往吧。”妈妈还是这么说。

“不,这不可能!我爱小秀儿,我们已经确定了关系!”

“什么?!”妈妈惊呆了。

“是的,还要请爸爸帮忙,把小秀儿转回来……”

妈妈考虑了许久,对我说:“爸爸和我虽是解放了,问题却没了结。尤其是因为爸爸当时说过一句‘江青是戏子’,他如果帮这个忙,会招来不可想象的后果。再说,你学外语,将来出国,出身和社会关系都是重要的……”

“妈妈,你这是庸俗!是的,是庸俗!甚至是卑鄙!”我喊着,跳着,怒不可遏。

“大海!你愿意爸爸再被打倒,妈妈心脏病复发吗?大海,我……”

我把决心暂时藏起来。

为了学校里的事,我有几天没去找小秀儿,再去的时候,就感到一种异常的气氛。小秀儿默默不语,阿姨忽然变得客气,便是邻居,也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开始,我以为那还是为了小秀儿的爸爸和哥哥。我安慰阿姨,没想到阿姨却哭着对我说:“你以后别来我家了,不要连累了你们。这些年没少麻烦你家,尤其是小秀儿小时候那几年,我们孤儿寡母,多亏你家。咱不能忘恩负义,做出没良心的事来。”

“阿姨,你说什么呀?!”我简直发懵。阿姨出去了。

“阿姨这是怎么啦?”我问小秀儿。

小秀儿当时的样子啊!我现在还常常在梦中见到。她一动不动,脸上毫无表情,只有眼泪如泉水般地涌出,沿着苍白的脸颊流淌。

“小秀儿!你怎么啦?!”我摇撼她。

许久,她才抹去泪水,说:“我们出去走走,我告诉你……”

在小胡同昏黄的街灯下,她告诉我:“婶婶今天来了。”

“是这样,妈妈发昏了!我去找她!”我蹬上车要走。

小秀儿拉住我,不让我去,并要我保证,要我发誓,不许跟妈妈吵。因为她答应了妈妈,不把这事告诉我。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管她,现在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我说。

“不!绝不!”

“什么绝不?”

“咱们断绝来往吧,”小秀儿说。

“这不可能!!我们为什么要分开?!”我觉得恐怖。

小秀儿倒仿佛平静了,她说:“我不愿意连累你和伯伯婶婶,我也不愿意作那种角色……”

“哪种角色!小秀儿,这就是你的庸俗了!”

“难道你才发现我的庸俗?”她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但马上她就向我道歉,求我原谅。说一切都等以后再说,她明天就要回兵团。

“小秀儿,我一定想办法把你转回来!一定!”我喊。仿佛这一切都是因为那条狭窄的胡同和昏黄的街灯,每在噩梦中,我都在把它们砸灭,把它们捣毁。

爸爸妈妈不同意,我更不能去作强盗,但我可以去作偷儿。然而,偷儿毕竟在乡间容易得手,乾坤朗朗的城市里有警察。我的“中华”和“茅台”并不能打动知青办的心,反而招来了斥责。爸爸为此大发其火,说我比林育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下去如何接革命的班。并得出结论:与妈妈的娇惯有关,是阶级敌人作祟。

我看透了,看透了世间的虚伪与滑稽……而我自己也包括在内。

偷儿无需再做了,小秀儿走了,再也没来信,阿姨搬了家,并嘱咐邻居不告诉我新居所在。做得真彻底,一切可能向我泄露秘密的地方,都向我翻着白眼儿。

我和爸爸妈妈闹翻了,也为了不让那些旧景戳痛我的新伤,我再也没回家,再也不去走那条狭窄的胡同,看那盏昏黄的街灯。

暑假,我回了一趟兵团。尚在兵团的人们都羡慕我的当时,祝福我的未来。他们告诉我,小秀儿已转回北京去了。一个有办法把她转回去的人爱上了她,只是因为不久前阿姨忽然得了半身不遂,而反革命家属自然不易享受“有一个子女在身边”的革命待遇,小秀儿才同意了那门婚事儿。

回到北京不久,我收到了小秀儿一封没留地址的信。信中说,她正准备和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人结婚;说她此生此世只在心底爱着一个人,就是我;还说她也渐渐感到自己是那么软弱、庸俗、甚至卑鄙。她求我忘记她,愿我幸福……

信是这样结尾的:“我相信了命运,当然不是因为我发现了造物主的确有,而是因为当我在数学界寻求安慰之际,懂得了有限的系数无论多大,在无限面前也等于零。世界上的矛盾和规律是无限的,而人们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

小秀儿如今怎样了,我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讲起她。几年来,我靠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来度日,来苟安,来麻醉。我爱好了做梦,在梦中能见到小秀儿,我要唤醒她的理想和激情,我要她恢复那属于我的纯洁爱。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