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市文联的桑塔纳轿车把我和我简单的行李送到了岩板坡乡。一下车，就有人抓住我的手叫了一声陶书记。我怔了一下，弄清人家确实是叫我，才匆忙应了一声。对这样的称呼我显然还不太适应，声音不仅拘谨而且发虚，听上去是个冒牌似的。其实，我是以作家的身份，响应上面的号召，到乡下来体验生活的，挂不挂职倒无所谓，但组织部门很讲究这个，按照我在本单位的级别，相应地安排了乡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并且还发了红头文件。如此一来，我不想陶书记也得陶书记了。

这天正好开乡干部会，于是，我作为岩板坡乡的第五位副书记，被乡党委书记余亦富介绍给了全体干部。听说我是个作家，好多眼睛里都有新奇的目光。欢迎的掌声过后，我诚恳而谦恭地讲了几句话。我说，我是来向农村的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我希望与他们打成一片，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获取作家所匮乏的艺术养料，从而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所以，我要拜在座的各位为师，并希望与他们相处融洽。

讲完话，我就发现那些新奇的目光里有了一种不以为然的神情。我有些不自在，难道自己说错什么了？

散会时，矮矮墩墩的副乡长陈一安握握我的手：“陶书记，恭喜你呀！”

我不解：“恭喜什么？”

陈一安笑道：“恭喜你进步有望呀！凡组织部派下来挂职的，一回去都会升职。”

我忙摇头：“我不是那种挂职锻炼，我只是为搞创作来深入生活的。”

“城里生活那么精彩，还用得着到乡下来深入？”陈一安硬是不信。

我只好解释说，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对乡下感兴趣，而且主要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但毕竟离开农村多年了，对现在的农村生活了解有限，所以才特地到乡下来挂职。

陈一安说：“‘紧跟组织部，年年有进步’。深入生活是深入生活，你晋级也是一定的。不信我们打赌。挂完职，你要是升了职，请我到市里的金座宾馆吃一顿，要是没升，我请你。”

我便笑道：“这顿饭你只怕请得成。”

“咱们一言为定，到时可不许反悔哟，陶书记！”

“行！”我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我发现，我对“陶书记”的不适应感正在悄然消失。我想起一句俗语，到什么山里唱什么歌。

午宴

中午，余书记在乡政府食堂设宴，说是为我接风。我心里有些受用，又有些不安。当知道此举同时为款待前任书记，并不是专为我设，心里才安静了一些。食堂十分简陋，桌子油腻腻的，凳子都连在一起。穿过食堂进了一道小门，不由吃了一惊：原来里面是一个包厢，空调、卡拉OK、红木桌椅一应俱全，其豪华度一点也不亚于城里的宾馆。

就座之后，我就遇到了尴尬事。乡政府杨会计撕开一条烟，每人一盒地分发。下乡之前妻子给我打过预防针，说如今县乡两级的宴客礼节，都是落座就要发一盒烟的，千万不要书呆子气，因为自已不吸就推辞，显得你清高，弄得大家都不自在。能不能与大家打成一片，最重要的是入乡随俗，入乡随俗啊。妻子的叮嘱言犹在耳，当那盒烟递过来时，我还是本能地将它推开了。并连连摆手，说我不抽的我不抽的。但杨会计不由分说，强有力地重新把它塞入我手中。我很不适应这种情况，就涨红了脸，手在空中尴尬地悬了片刻，才不知所措地将那盒烟搁在碗边。那是一盒“芙蓉后”，烟盒相当精致，在市面上卖十多元一盒。我悄悄瞟瞟别人，抽烟的，很随意地撕开烟盒享用起来，不抽的，则若无其事地将烟塞进了口袋。只有我一人还让那盒烟躺在桌上。我如坐针毡，把烟收起来吧，不好意思；不收起来吧，又不是那么回事，而且那烟摆在那里很刺眼。为难之时，陈一安帮我解了围，他在递给我餐巾纸的同时，很自然地拿起烟塞进了我的口袋。

我吁了一口气，但摆在面前的酒杯令我紧张。杨会计又是不由分说地给我斟了一满杯酒。白酒我是不沾一滴的，但初来乍到，不表示表示恐怕不行。余书记端起杯子：“来，今天一为老书记洗尘，二为陶书记接风，干！”众人都豪爽地一饮而尽，只有我勉为其难地抿了一口。立即被杨会计发觉，大叫：“不行不行，这是你在岩板坡的第一杯酒，不干不行！”无奈，我只好干了。顿时一条火龙窜入了肚中。头立时就有些晕了。人家敬了我，我当然也应回敬一杯的，何况是头一回见面。于是我也站起来敬酒，说了一些借花献佛请多关照之类的话。我不要求一饮而尽，请大家随意。可是大家不随意，非要干了不可。他们说，哪有敬半杯酒的？要么一杯，要么你别敬！他们还说：“能喝三两喝半斤，这样的干部要提升；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陶书记，看来你还得培养培养！”又说：“醉与不醉是水平问题，喝与不喝是立场问题！”事关立场，只好将一杯酒吞下去。我满面通红，浑身燥热，开始腾云驾雾。桌上的人轮流向我敬酒，我一个都辞不掉。不知他们哪来那么多话说，而且那些话都让你无言以对，只有把酒喝下去。渐渐地我就听不清他们的话了。我头大如斗，意识模糊，也不知自已失态没有。

后来，朦朦胧胧地感觉是陈一安扶我离开桌子，回到房里，并把我放到床铺上。他一边帮我脱鞋一边大声说：“陶书记，没关系的，睡一觉就好。酒量都是醉大的。你不是要体验生活么？这也是体验生活嘛！”

听完他这句话，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卡拉OK

我居然睡了一下午。

一觉醒来，太阳已落到山后。洗把脸，走到院子里，便被陈一安叫住：“陶书记，帮我陪陪客去。”

我急忙推辞：“中午那顿喝得，现在脑壳还疼！沾不得酒了。”

陈一安说：“不沾就不沾，客你还得帮我陪。陪客也是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你去了，是给我面子，也是对我工作的支持。县国土局来了一个股长，乡国土站归我分管，可不敢得罪。放心，我会保护你。上桌后任凭别人千呼万劝，你不端杯子就是。酒桌上有个规矩，要么一口不沾，要么来者不拒。”说着，轻轻推着我的背往前走，又说，“像你这样不喝酒的书记，还真少见呢！”

只好从命，随陈一安去了集市上的回春餐馆。进门一看，李副书记、张副乡长、杨会计以及乡国土站黄站长都在，众星捧月似的，围簇着县里来的朱股长。朱股长是个半老徐娘，身体肥硕，面庞宽阔，听人介绍我时，厚眼皮抬了抬，点了点下巴，其派头不亚于一个县长。刚坐下，黄站长便开始发烟。这回我没有推辞，接过烟，稍稍犹豫了一下，急促地塞进口袋里。瞟一眼陈一安，见他脸上有赞许的微笑。

斟酒时，陈一安果然采取了保护我的措施，说了一番我中午如何如何，把我面前的酒杯撤了。朱股长似有不快，说：“市里的干部就这个水平呀？”我没理她，要了一瓶椰奶。这一来气氛有些不对，陈一安赶紧笑道：“我讲个小故事给大家助兴。有个老倌子，赶着马车到乡里送粮，送完粮把马拴在路边，自已上茅房去了。屙完屎尿出来一看，那马正在田里吃禾苗呢！老倌子气得，操起鞭子就抽，边抽边骂，‘狗日的畜生，走到哪吃到哪，你以为你是国家干部呀？！’今日在座的都是国家干部，只管放开肚皮吃！”众人都笑起来，互相热烈地敬酒，酒杯吸的嗤嗤响，然后把筷子一齐伸向水鱼钵子里。朱股长兢兢业业地对付一只水鱼壳，嘴角沾了些汤水，抽空感叹道：“如今的国家干部，就剩下这么点优越性了呢！”

大家的嘴巴十分忙碌，除了吃就是不停地说，只有我闲着，显得有点与众不同。我知道这不太好，应该与大家打成一片，但不知说什么好。桌上人除了那位朱股长，待我都十分客气，可是这客气正好说明我没有融入其中。我心里隐隐不安，欲扭转这种局面，却又想不出什么法子。幸好朱股长品出那瓶酒不太地道，有冒牌之嫌，敬酒的程序大大缩减，大家转而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饭菜，没多久，桌上就只留下残汤剩菜了。

朱股长放下筷子，打了个嗝。陈一安说：“听说朱股长的卡拉非常OK，是不是让我们基层干部也欣赏欣赏呀？”朱股长笑得嘴巴一扯，脸蓦然一宽：“我那是业余水平，谈不上欣赏的。你们乡下也有卡拉OK么？”陈一安说：“这就是朱股长您官僚了，如今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城里有的，乡下也基本上有。走，上楼去，叫老板把卡拉OK机打开！”

大家便簇拥朱股长上楼。楼上真的是一个卡拉OK厅。朱股长也不客气，开口就点了一首《小背篓》，拿过麦克风就唱。听第一句，我心里就一麻。她不仅是个不男不女的糙嗓子，而且几乎每一句都要跑调。她自已还挺投入，挺得意，摇头晃脑地。大家的听觉神经都忍受着她的折磨，可等她一曲唱完，都热烈鼓掌，似乎刚才唱歌的是宋祖英。我心里十分别扭，出于礼貌，也不得不拍了几下。陈一安请我也卡拉一曲，说要见识一下市级水平，我以嗓子疼为由婉然谢绝了。我本也是喜欢唱一唱卡拉OK的，但此时此刻我了无兴趣。卡拉OK这东西，无论用来糟蹋音乐还是糟蹋听众，都是再好不过的了。接下来李副书记、张副乡长轮流上场一展歌喉，我在一旁默默地坐着。大约过了半小时，见他们还没有结束的意思，而我实在不堪忍受，就毅然告辞了。

走出餐馆，暮色已经降临，远处的山成了一幅幅剪纸作品。朱股长的卡拉OK声从楼上飘下来，回荡在空寂的山谷间，显得十分怪异。

这顿饭，真正的收获是陈一安说的那个小故事，回到屋里我就把它记在小本子上。它有点意思。

寂寞白痴

冲完澡，走出寄居的小平房，我站在乡政府院子里。夜色静谧，星星无声地眨着眼睛，樟树的影子覆盖在我身上，阴凉的地气一阵阵地掠过我的身体。真是心旷神怡呵。乡下到底是乡下，空气如此新鲜，如此凉爽，此地距城市不过三十公里之遥，居然有这么大的差别。我在树影里踱着步，惬意地作着深呼吸。对面是乡干部宿舍楼，四层，却只有两三个窗户亮着灯。整个院落静悄悄的，只有数只虫子在草丛里不甘寂寞地鸣叫。一个黑色人影，慢慢地浮过来。定睛一瞧，又是陈一安。

陈一安见了我，有些诧异：“陶书记，你没回家呀？”

我说：“今天才来，回什么家呀！”

陈一安说：“回家睡呀。隔壁市机械厂早晚都有班车去市里，很方便的。你何必在这里享受寂寞呢？连余老板、苗乡长他们，都天天回城里过夜，第二天一早来上班。”

难怪乡政府院子这么安静。我问：“他们的家都安在城里么？”

“对呀，余老板在城郊修了一栋三层楼房，苗乡长、李书记他们呢也都在城里买了商品房。晚上在这里你是看不到他们的影子的。”

我说：“啧啧，他们经济实力很强呀！你怎么没去城里筑个巢？”

陈一安说：“我哪有那个本事？一套商品房十几万，把老婆孩子卖掉也凑不齐这笔钱。”

我想想说：“不过，住在城里，上下班到底还是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乡里有台桑塔纳，还是豪华型的，一把手随要随到。再说，谁也没想在这里干一辈子。”

我立即敏感到什么，问：“余书记人还好吧？”

陈一安反问：“你的印象呢？”

我说：“他挺像个领导的。”

陈一安笑了：“你的感觉很敏锐。应该说，挺像个处级领导。他享受处级待遇呢。市里不是有个文件么，工农业产值超亿元的乡镇，一把手就可以享受副处级待遇。”

“难怪。”我说，“那岩板坡经济状况不错呀！”

“看起来是不错，只是工资都不能按时发……你多呆一段时间就了解情况了的。我说多了不好。”陈一安顿一顿，拨转话头，“哎，陶书记，我找几个人打跑符子牌去吧。”

我摇摇头说不会。陈一安就说，酒也不会喝，牌也不会打，陶书记你不好开展工作呢。我说是呀，我也感到有点为难呢。陈一安笑道，没关系，在干中学，学中干嘛，你是作家，还怕学不会？学会了，对你写小说也有好处。说完，就告辞找人打牌去了。

院落里愈发寂静了。微风从山谷里吹来，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虫子们反而停止了鸣叫。举目远眺，黑蒙蒙的夜色里，一条公路隐隐约约地伸向远处的城市。我无所适从，便回房里，拿起一本书来看。可是看不进，寂寞不请自来，就像无所不在的空气一样，把我笼罩住了。

下村

终于要下村了。不下村，是不能叫作下乡体验生活的。余亦富曾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固定一个联系的村，跟其他乡干部一样。我说不用，随时随地跟某个乡干部下去最好，这样比较机动灵活。我想尽量多跑些地方，多掌握些情况。况且我还有一些创作活动，不可能天天在乡下，固定了难免受到制约。

出乡政府大院，往右五十米，是一个三叉路口，也是集市的中心。路口的“好望角食品店”是乡企业办雷主任的妻子开的。早餐后，乡干部们都喜欢聚在食品店门口聊天，交流各自听来的新闻。聊到九点多快十点了，就各自叫一辆三轮或者吉普或者摩托，拖一路黄尘往各自包干的村而去。租车费有的付现钱，有的则是在车主的小本子上签个名，年终时找乡政府结帐。付钱还是签字，由所任职务的重要性而定。据说每年乡干部下乡的租车费相当可观，可观到乡政府实在难以承受，只好作了规定，一律不予报销。但乡干部们照租不误，只是那车票另想办法报帐。一般说来他们都有办法，因为都分管着某个部门。即使乡里报不了，拿到村里去，村里也是要认这个帐的。

这日聊天聊得差不多了，几个乡干部同时热情地邀我下村去。我答应了周书记，因为周是位亲切随和的女同志。周书记是纪检书记，有人叫她大姐，有人叫她书记，根据个人喜好而定。她挥挥手招来一辆三轮车。上车后我要付车费，她把我的手打开了：“要你付，那还像话？你别管。”我以为她会签字，但车主没有拿出本子来，待我们一坐稳，一踩油门，三轮车突突突径直往玉皇村而去。

像所有乡下的机动车一样，三轮车全身抖得咣当作响，剧烈的颠簸不时让屁股弹离座位。但这一点也没影响我的兴致。暖风携带着泥土和新鲜牛粪的气息扑面而来，明亮的阳光在绿色的禾叶上闪耀。我大口地呼吸着曾经十分熟悉的气息，心中兴奋不已。

到玉皇村不过三公里地，三轮车跑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村长（村长是习惯性称呼，正规的叫法是村主任）孟菊清站在村委会门口，三轮刚停，他就抢先付了车钱，笑道：“周书记你们来得好巧，刚摘了一桶桃子在屋里，还没来得及尝味呢！”周书记说：“还是陶书记有口福，一来就尝鲜。以后呀，回回来我都邀陶书记！”说着就把我介绍给几位村干部。孟菊清连连点头：“听说了，陶书记是个写书的，以后把我们也写进去吧！屋里坐，乡下没什么招待的，让陶书记见笑了！”

进屋坐下后，孟菊清就每人扔一盒烟，白沙牌的，比乡上发的烟刚好低一个档次。我心里虽然还是有些犹豫，但收烟的动作已十分自然。扔完烟，孟菊清就忙着削桃子。我说自已来吧，去拿他手中的刀，他却不肯，有力地将我的手推开了。边削边说，支书跟着苗乡长到江苏张家港参观学习去了，村里是他在主持工作。他是个面目黧黑的中年人，双手十分粗糙，削好的桃子明显不干净，我接过来，心里直嘀咕，表面上却毫不犹豫地大口地吃。周书记询问村里近段的工作，孟菊清头头是道地作着汇报，我在一旁仔细地倾听。当听说他们为壮大村级经济，新栽了四亩黄栀子时，我很感兴趣地提出要去看看。

孟菊清带我到了村委会屋后的山坡上。黄栀子是一种中药材，我小时候在乡下时，常常上山采野生黄栀子，晒干了再卖给供销社，赚点零用钱。新栽的树苗刚刚回青，只有小拇指粗，翠绿的小叶子在微风中轻轻飘扬，十分生动。孟菊清说，如果培养得好，三年后便可开花挂果，五年后便可产生效益。我蹲下身子，把鼻尖凑到树叶上，深深地一吸，一缕辛冽的气息直透肺腑。温热的地气在身下蒸腾，无论是拂动的树叶还是爬到腿上来的蚂蚁，都让人感到与大自然的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又让人更加深切地感到生命的真实。我站在山坡上发着呆，若不是孟菊清叫我，不知会呆到什么时候。

回到屋里，发觉午饭已经作好。方桌上摆着回锅肉、炖鸡、红烧猪蹄三钵大菜，还有一碗皮蛋和一碟花生米。团支书抱来一箱啤酒，我赶紧声明我是不喝酒的。孟菊清根本不听，说陶书记你要是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们基层干部。再说啤酒根本不能算酒，只是饮料嘛，杯子也不用了，每人吹一瓶。说着一咧嘴，咬掉一只瓶盖，把那瓶酒竖在我面前。其余的人都自觉地抓了一瓶酒在手里，周书记也不例外。大家互助碰了碰瓶子，便朝天喝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那个吹字用得很妙，那举瓶朝天的样子恰似吹喇叭。孟菊清时不时替我夹菜，躲也躲不掉。除了周书记，他们的酒量都很大，“吹”酒的样子很豪爽，一瓶啤酒吹不了几回就没了。而且在吹完一瓶酒前，那左手是抓着瓶颈一刻不松的。我只有半瓶啤酒的量，再怎么劝，也不多喝了。他们就说，喝这点酒，不知陶书记你的文章怎么写出来的，李白还斗酒诗百篇呢！我说，能者多劳，你们能吹就多吹嘛。他们毫不客气，很快都把自已吹得脸红脖子粗，一个个都像红虾公。周书记也只吹了半瓶，他们不说她，倒把我联系上了，说，陶书记你不是个男的呢，跟周书记一样呢。

吃完饭，桌子一抹，铺上几张报纸，就开始打跑符子。孟菊清拖我上桌，我忙说不会。孟菊清不信，说牌都不会打当什么作家，是老婆管得太狠了，荷包里没货吧？我解释说真不会打，打扑克我还会一点，你们打，我在旁边学吧。他们就把周书记请上桌，津津有味地玩了起来。周书记手气好，几把下来就赢了两张“兵”，她还玩教兼顾，边出牌边向我介绍玩跑符子的规则。无奈我提不起兴趣，看了一会就打起了瞌睡，于是坐到一旁，从包里掏出一本外国小说来看。

太阳落到对面山坳上的时候，收了牌局，孟菊清到公路上拦了一台吉普车，送我们回乡政府。上车时我问：“周书记，每回下村都这样吗？”话一出口，便觉问得很不慎重，很不妥当。正后悔着，周书记不在意地说：“那也不一定，今天没什么具体事，主要是来问问情况。”

她顿了顿，又说：“干农村工作，没什么巧，就是要红的黑的都看得，荤的素的都来得，横的竖的都干得。要不，基层干部不会服你，村民也不会听你的话。”

我深深地点头，信以为然。

任务

好久没见到余书记，听说他一直在县里跑。这日他从桑塔纳里出来，向我招了一下手：“陶书记，听说你跑了好几个村了，辛苦了呀。有收获吧？”

我连连点头：“有收获有收获！”

余书记想想说：“我们乡的宣传报道工作一直很薄弱，每年市报都上不了几篇，省报更是一个空白。你有这方面的长处，是不是请你把这方面的工作抓起来？”

其实新闻报道并不是我这个搞文学创作的长处，但我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行啊！”

余书记随即从他小巧的大哥大包里掏出几份材料给我。一份是他写的《岩板坡农业产业化构想》，一份是茅家岗村花木生产情况，还有一份是乡党委如何抓教育的汇报。

当天，我就让陈一安陪我去了一趟茅家岗，“吹”了半瓶啤酒，了解了一下花木生产情况。回到乡里，连夜写了一篇报道。

第二天，我回到市里，将报道给了报社里的朋友，余书记的文章则给了妻子。妻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办的一份叫《政策研究》的刊物当编辑，有这个便利。

数天后，关于茅家岗花木生产的报道发表在市报第二版的《经济生活》栏里；半月后，余书记的大作也在《政策研究》上刊载了。据我所知，许多县乡干部都热切希望在《政策研究》上发文章，展示才华，因为这是一本给领导看的刊物，若能给领导留下某种印象，说不定对仕途有良好的影响。所以，许多人又是送礼又是托人，千方百计想将自已的文字挤进这本刊物里去。我想把这消息告诉余书记，他一定会大为高兴的。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余书记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眼角眉间没有泄露一丝半点喜悦的痕迹，说：“好，很好，不过力度还不够，还要加大力度。”

我有些佩服起余书记来了。他虽然比我还小五岁，但显然在政治上比我要成熟得多，是块当官的料。他的话提醒我，还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还有省报的空白在等着我去填补。

任务尚未完成，我辈仍须努力呵。

苏支书

苏家铺村处于一片丘陵地带，起起伏伏的坡岗上是一片片蓊郁的油茶林。幢幢农家小楼座落在油茶林的掩映之中。村委会是村子的中心，对面是新落成的村小学，左面是大米加工厂，右面是村民开的一溜铺面，卖肉的、卖米粉的、卖百货的等等。进出铺子的人不多，我一下车，就都朝我望，很好奇。有人低声说：“又来干部了。”我朝四周看一圈，小学墙壁上的一条标语引起了我的兴趣：“自已的孩子自已爱，自已的学校自已盖。”我立即把它抄在我的小本子上。

我到苏家铺，是冲着村支书苏大雷来的。

很多人向我说，苏支书是个好支书，上任以来，村办经济红红火火，自已又廉洁奉公，深得村民信任。应该树他一个典型。我想，如果眼见为实，就给他写篇人物通讯。

我在村委会没找到苏支书，但副支书和妇女主任在。我一说明来意，他们就很热情地介绍起苏支书的事迹来。我边问边记，很快就记了半个本子。素材非常丰富，有些细节也十分生动。说得差不多了，他们又带我去看了在苏支书领导下建成的大米加工厂和村小学。至此，我已确信，苏支书是个实打实的好支书。

采访结束，苏支书出现了。隔老远，就向我伸出两只手来：“哎呀，陶书记你可是个稀客呀！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在乡里听说，赶紧回来了。”抓住我的手直摇。他的手粗糙有力，我被钳得生疼，暗暗地忍着。我被他的热情与爽朗感染了，也摇晃着他的手，好一阵寒暄。

重进村委会，苏支书问给过陶书记烟没有，副支书和我都连声说给了。苏支书这才坐下来和我扯谈。他很谦虚，说到他的政绩，酱色的脸憨憨的一笑，说：“人嘛，总要做点事的。”

扯着扯着就到了太阳当顶之时，便把我往饭桌上邀。桌上菜不多，份量却是非常之足的，都是大鱼大肉。少不了又要喝酒。较之过去，我对酒的态度有所变化，爽快地要了一瓶啤酒。又是举起瓶子朝天“吹”。由于聊得投机，大家都很痛快，我居然不知不觉吹了四分之三瓶。看来我的酒量有了长进。

放下碗筷，苏支书说：“陶书记，今天没事了，摸几把吧？”

我知道他是指打牌，就说：“麻将跑符子我都不会，你们玩吧。”

苏支书说：“真不会呀？那我们换换脑筋，陶书记到隔壁睡个午觉吧。”说着把我引到隔壁房里，又开了电扇，让我上床歇息。夏季人很容易疲倦，一躺上床，睡意如水漫来，我很快就沉入了梦乡。

醒来已是下午四点多。我到隔壁一看，苏支书面前赢了一堆钱。我心里吃了一惊，嘴里却说：“嚯，苏支书手气好呀！”

苏支书喜笑颜开，匆匆地瞟我一眼，就盯着手中的牌去了，边出牌边说：“今天怕是沾了陶书记的光呢，好久没摸过这么好的牌了。”出了几张牌，忽然想起了什么，说，“哦，陶书记要回乡里去了吧？李村长，你去帮陶书记拦台车。陶书记，我就不送你了，多包涵哟！”

我知道牌桌上的人是九条牛也难得拉动的，就挥挥手告辞了。在跨出门槛的一刹那，心里很不是滋味，苏支书留给我的好印象几乎是荡然无存。

我搭上了一台既无车灯又无车窗的旧吉普车，在油茶林中颠簸而行。下午气温降低了，又有山风扑面而来，心情不由得就轻松了一些。才走了不到一公里，一辆摩托车嗖地从后面追上来，车头一横，将吉普车拦住了。司机正要破口大骂，却见苏支书从摩托上跳下来，便噤了声。苏支书冲我大喊：“陶书记，我有句话说。”

我很惊讶：“什么事？”

他跑到我面前，说：“我才晓得，你是为了替我写文章来的。请你手下留情，千万不要写！”

“为什么？”

“我晓得自已有几斤几两。工作是做了一些，可我有个毛病，就是爱打牌，有时一打就是一个通宵。”

我说：“打牌不要紧，谁没一点嗜好？只是赌钱不太好。”

他憨然一笑：“打牌要不兴钱，那还有什么味道？我这毛病是改不了啦。你要是写了文章表扬我，我就没好日子过了。写了我，给党抹黑呢，拜托陶书记，另找个典型吧！”

我答应了他。

案子

周书记和主管党群的李书记要处理一个案子，请我也参加。我很高兴有这种收集素材的机会。我问周是谁的案子，她说：“就是玉皇村的孟菊清呀！”

我一愣：“他犯了什么法？”

“他呀，太不像话了，大白天，和三个村干部在村委会打牌赌博，输赢几百块！”

我有些不解：“打牌的多得很，这也不算个大不了的事吧，是不是用了公款？”

周书记说：“倒是没用公款。打打牌其实也没什么，我有时候也打，乡干部中打牌不兴钱的只有余老板。余老板是很注意自已的形象的。问题是村民举报了，不光是打牌，打了牌，天黑了，他们还让赢了钱的请客，打的到市里的夜来香舞厅跳舞，还请坐台小姐伴舞！半夜三更了又打的回来。而且，还不止一次。真是太不像话了，这样的歪风邪气不刹一刹是不行的了！”

我惊讶之极。我这个城里人，还从未找过伴舞小姐呢。真难想像，山里的泥腿子跑到城里的舞厅，和涂脂抹粉的小姐搂搂抱抱，是怎样的滑稽景象。特别是孟菊清，两条盘着走路的短腿，它能跳出舞步来么？

随周书记到了党委会议室。李书记与几个被审者都已经到了。孟菊清看来很有些对立情绪，绷着脸不认人。李书记异常严肃，咳嗽一声，厉声道：“晓得今天为什么把你们请来吗？”

孟菊清闷声说：“晓得。”

“晓得就好，说明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坐着一泡屎了还晓得臭。晓得就一个个给我从实招来，处理的轻重取决于你们坦白的程度和检讨是否深刻。孟菊清，你是为首的，你先讲！”李书记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拍。

孟菊清瞥李书记一眼，慢慢地讲述事情经过。李书记和周书记不时地向他提问。我一直默默地倾听着，只是当听说请陪舞小姐时，忍不住问：“那陪舞小姐也愿意？”

孟菊清眨眨眼，明白了我的意思，说：“小姐认的是钱，她有什么不愿意的？”我问请小姐花了多少钱，他说请了两位，每位伍拾，很便宜的。说完经过他又作了检讨，说犯了错误，损害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干群关系，辜负了乡党委的希望，对不起谁谁谁谁谁，等等等等。接下来另外三位村干部逐个交待和检讨，所讲述的事实与所使用的语言，也都与孟菊清的如出一辙，大同小异。

事实是很清楚的了，没有必要再审。李书记合上笔记本，开始声色俱厉的训斥和教育。他首先指出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接着特别指出，孟菊清是在支书外出参观，自已主持全村的工作期间犯错误的，这就更不应该，这就没有经受住考验，损害的不止是村干部的形象，还有他自已的政治前途。李书记越说越激动，越说嗓门越高，把孟菊清的两眼都说红了。

李书记教育完，周书记接着教育。到底是女同志，她虽然也很严厉，但声音还是柔和了许多。不过她所使用的语言，也跟李书记的如出一辙，大同小异。她说完之后，对我颔颔下巴：“陶书记，你也说几句吧。”

我当然也要说几句，不过我不想重复他们的话了，便说：“刚才两位书记说的话，你们要牢牢记在心上。人不怕犯错误，怕的是不认识错误，不改正错误。别的我不说了，你们都是农民，我也曾当过农民，我们摸摸自已的良心想想，城里那种带色情的娱乐场所，是我们去的地方么？还打的，还请小姐，村民晓得了，能没意见么？能不举报你么？”

我的话说得孟菊清直朝我看。

李书记最后作总结，他肯定了四位村干部的良好态度，交待他们第二天把书面检讨交来，越深刻越好。至于如何处理，乡党委还要研究，回去等候通知吧。

散会时暮色降临，食堂已经开过饭了。孟菊清说：“三位书记要是不怕我们拉拢腐蚀，就跟我们去吃顿饭吧。也算给我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李书记想想，笑道：“怕？笑话！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顿饭就能腐蚀得了的么？该批评的还得批评，该处理的还得处理，该吃的还得吃！周书记、陶书记，走，去赴他们的鸿门宴！”

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顿时变得十分融洽起来。一行人径直往回春餐馆去。

往餐桌前一坐，孟菊清就忙于发烟，然后请三位书记点菜。我胡乱点了一个豆腐。我一直在想，这顿饭是公费呢还是他们四位掏腰包？菜上齐之后，每人面前竖一瓶啤酒，咬掉盖子后，就都朝天吹了起来。

孟菊清很快就脸红脖子粗了，不停地向三位书记敬酒，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喝着喝着，他就酒后吐了真言：“其实，我们这算个什么错误喽！如今谁不赌几把？赌也好，跳舞也罢，都是用的自已的票子，又不是村里的钱！支书去张家港，说是去参观取经，其实呢，还不是去公费旅游，上海南京北京，一圈回来要多少票子？当然，李书记周书记说的都是正确的，正确得跟那些年的毛主席语录一样，我服了；我独不服陶书记的话，是呀，我是农民，农民又怎么的？农民就不能上城里的舞厅，就不能搂城里的小姐呀？天下哪有这种道理。你看不起农民，才说这种话呢！”

我哑口无言，脸一阵阵发烧。我不能否认孟菊清的话在某种程度上的正确性。直到饭后见孟菊清签了单，我才敢直面他那张醉熏熏的关公脸。

半月后，孟菊清被免掉了村主任职务。

抗洪

外出参加一个笔会，回来才知道河里涨大水了。日瓦戈医生

岩板坡不靠近大河，但抗洪是全县的事，所以也分了一百零三米的责任堤。就在县城东郊三公里的大河南岸。北岸就是市郊，离我住的地方也不过八公里的样子。我们这个地方，夏天就是汛期的代名词，一涨水，抗洪就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我的挂职其实只是挂个名，不在岩板坡拿工资，来去自由，对抗洪佯装不知，在家休息几天，也不会有人说。但是这良心上过不去。于是这天下午，我骑了一辆破自行车，边行边问，去找岩板坡乡的防洪堤。

在防洪堤下一幢农舍里，我找到了岩板坡的人。他们正在吃晚饭，人人一身汗臭。见了我，显得异常亲热，先递给我一份盒饭，又扔给我一瓶啤酒。余书记说：“陶书记，你就不要来受这个累了，你那是拿笔的手。反正也不少你一个人。”我说：“那怎么行，我有一分力，就该尽一分心。再说，这也是我体验生活的好机会。”余书记想想说：“也好，今明两天就辛苦你一下，你和陈乡长带二十个人留在堤上。陈乡长负主责。子堤已经筑好了，剩下的就是守堤巡堤，一有情况马上和指挥部联系。我们不能搞疲劳战术，其他人都撤回去休息。”

余书记他们一走，陈一安就拍着我的肩说：“别人躲都躲不及呢，你还往枪口上撞！”我笑道：“我就是想跟你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呢，你还不欢迎。”陈一安说：“这个战友可不好当。白天太阳晒死你，夜里蚊子咬死你，发现管涌吓死你！”我夸海口：“不怕！我是洞庭湖的麻雀，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

深感责任重大，我和陈一安都不敢在农户家久留，端着饭边吃边上了堤。六七米宽的堤面上，筑起了一道一米高的子堤。洪水刚好涨到了子堤堤脚。堤外洪水浩浩泱泱，流得并不急，但很有气势，蕴含着不可阻挡的力量。晚风带着水腥味扑面而来，我似乎从中嗅到了一缕灾难的气息。有几个人在子堤上巡查，还有十来个人在大堤内坡上一字排开，捡查有无渗漏的迹象。其中一个是孟菊清，见了我，嘴角一咧，一个笑容尚未完成，就把脸转过去了。他对自已被免职的事一直耿耿于怀。

陈一安将堤上的人重新作了分工。我和他各带一班，各负责上半夜和下半夜的巡查。天色渐渐地暗下来，蚊子开始绕着我们的脸和腿飞，寻找着陆点。幸好河风渐大，把它们赶跑了。每隔半小时，我就打着电筒查看一次子堤。我在堤外水中插了一根棍子作标志，以观察洪水的涨落。见水在下降，我心里安稳了许多。

陈一安陪着我查了几个来回，扯了一会谈，就打起了呵欠。于是他将一个编织袋铺在一堆卵石上，躺下来休息。我查了一趟回来，见他打起了呼噜，就说：“这家伙，睡得像只猪一样！”谁知他听见了，叫了一声：“谁在骂人？”我刚要与他搭腔，他翻个身，鼾声又起起伏伏地响了起来。

我有些疲惫了，就在陈一安身旁坐下，凝视着夜色下的大河。星空下，河水幽幽地流，波浪不时拍得大堤哗哗作响。对岸右侧是灯火闪烁的城市，那些遥远的高楼大厦隐隐约约的像是一些积木玩具。左侧有一座黑糊糊的小山，山上是市委党校，因为垮了一个小垸，几百灾民安置在那里。

我的思绪正在游荡，过来两个人，他们拿手电筒直射陈一安的脸，又用脚踢他的身体，厉声呵斥：“喂喂！守堤还困什么觉，堤要穿了眼，把你的命填进去！”

陈一安一骨碌爬起来，解释道：“我们分工了的，轮流值班，要不人受不了，要填眼了也没有战斗力。你们是……？”

“我们是县指督查队的，你们这里谁负责？”

“我，我是副乡长，”陈一安语气十分小心，“哦，还有这一位，陶书记。”

两人都看了看我，态度明显和蔼些了。其中一人记下了我们的名字，说：“防汛无小事，你们可要小心哟。万一出了责任事故，随时都有摘乌纱帽的可能。”我和陈一安连声称是，陪着他们沿堤走去，直到把他们送出岩板坡的责任地段。

他们一走，陈一安就骂骂咧咧：“神气个屁！责任就责任嘛，说什么乌纱帽，好像谁还在乎这顶破乌纱帽！一个月就那点工资，还不能按时领，真不如去摆个摊摊。陶书记，莫管那么多，你去睡，我来值班。”

我用手电照照手表，已经是十二点过了。但我不敢去睡，要是督查队员转来看到，印象不好。我强打精神，陪着陈一安巡查了几个来回，听他讲了几个色情味很浓的小故事，到凌晨两点的时候，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倒在那堆卵石上不顾一切地大睡起来。

天刚亮的时候，堤上的高音喇叭把我惊醒了：“请岩板坡的陶书记赶快到指挥所来领任务！请岩板坡的陶书记，赶快来领任务！”

我很诧异，对陈一安说：“不是跟他们说了，是你负主责么？”

陈一安笑道：“谁让你是书记呀，有书记在，他们当然只认书记。党指挥枪嘛！”

我只好颠颠地跑到两里地外的临时指挥所。原来是要抽十个人去卸卵石。我回到堤上，点了十个人，赶往泊船的地方。陈一安争着当领队，被我拒绝了。我刚休息了半夜，理应我去。

到卸船的地方一看，各乡抽调的劳力都到了，有百把人的样子。我连忙作了一个简短的动员，说我们是代表岩板坡来的，要尽心尽力，千万不能偷懒耍奸，让别人把我们看瘪了。孟菊清站出来说：“陶书记，只要你这城里坯子莫压瘪了就行。”我说：“你搞错了，我可是农民坯子，修铁路造水库，什么没干过？那个时候一担挑两百多斤呢！”

可是上船扛了几袋卵石之后，我不由就想起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这句话。到底是多年没搞体力劳动了，身子一负重就发软发虚，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又加上天气闷热，不一会汗水就湿透了全身。装卵石的编织袋非常粗糙，硌得肩膀生疼。手伸进衣服里摸摸，已经磨脱皮了。后来，我扛着一袋卵石下跳板时，双腿一颤，身子猛地一晃，若不是擦肩而过的孟菊清扶住我，恐怕掉到河里去了。

孟菊清一直将我送到岸上，说：“陶书记，霸不得蛮的，扛不起了就去装袋吧。”

我朝堤上看看，见督查队的人正往这边观察，便说：“不好，我是领队的，应当率先垂范。”

孟菊清说：“你看你这疲沓样子，还率先垂得范么？再垂就要垂到水里去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先把本钱保住再说。”不由分说，将我推上船，递过一摞编织袋，让我扯袋口，他操起铁锹往里头装卵石。这样我就轻松多了，口里喘着的粗气，也渐渐平息下来。

大约上午十点多，两船卵石总算卸完了。人人都累得精疲力尽，又都还未来得及吃早餐，个个饥肠辘辘，饿得眼眶发青，瘫倒在大堤上不想动弹。这时，一个穿深筒水靴，手里拿着草帽的领导过来了。孟菊清告诉我这是县委胡副书记。

胡副书记看看两条卸空了的船，满意地点头：“嗯，不错，进度挺快的嘛！”

督查队的人马上凑过去说：“都是抽的战斗力最强的队伍。特别是岩板坡的同志，表现很不错。”

胡副书记很欣慰：“噢，是吗？哪位是岩板坡带队的？”

我赶紧站起来：“是我。”

胡副书记拍拍我的肩：“嗯，不错不错，值得表扬。督查队的同志要向指挥部好好反映。实际上，我们县的抗洪抢险工作比其他县都作得好，至少也不会差，要说差，差就差在宣传舆论工作没有搞上去。你们回去后，要好好总结，可以写个稿子往市报和县、市电视台寄嘛。”

我点头道：“我们一定照胡书记的指示办。”

胡副书记回头欲走，又转身道：“哎，你们那里不是有个挂职的作家么？”

我一怔，答道：“是呀。”

胡副书记说：“要好好利用他嘛，不要浪费人才资源嘛。”

我不知说什么好。幸而胡副书记并不要求我说什么，兀自转身走了。

回到责任堤上时，苗乡长带着换班的人来了。说洪水回落很快，大部分人都撤回去休息，只须留少量的人守堤。他让我回家多歇息几天，不要急着下乡。我没有推辞。骑上自行车往家里缓缓而行时，我感觉疲惫之极，似乎此生此世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主席台上

乡里在影剧院召开表彰优秀党员和抗洪先进个人暨救灾补损动员大会。我进会场一看，才知乡下开会也已跟城里接轨。主席台的长桌上，规规矩矩地摆着写有出席会议的乡党委领导名字的牌子。而且那牌子居然也是有机玻璃作的。仔细一端详，位置排列也很讲究，与所任职务在党委里的位置相对应，很有章法。记得有一次市文联开个颁奖大会，就为了主席台排座次的事煞费了苦心，结果还是出了纰漏，将一位政协副主席的位子排后了一名，弄得这位副主席大为不快，叫人改正了错误才肯上台。过去了很长时间副主席还耿耿于怀，说你们文联就这么个政策水平呀！以后文联开大会就吸取了教训，专门请市委办的人来排座次。

我和党委的其他人一样，先在台下坐着。待党委办的同志邀请过了，并且余书记已经带了头，才相跟着走上主席台。我坐在余书记左边，中间隔着李书记。往台下一望，一千多党员干部几乎将会场塞满了。许多人向我指指点点，我想他们可能在好奇，哪来的这么一张新鲜面孔。我虽然已跑了很多地方，但不认识我的人还是大多数。此生此世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当我向台下俯瞰过去的时候，一种高人一头的感觉油然而生。心想，难怪别人这么在乎主席台的位置呢。

众人的目光在我脸上浏览，我只好装模作样地翻阅文件。一个女子过来倒开水时，我学着广东礼节，撮起两个指头在桌面上轻轻叩了叩，以示谢意。女子对我笑了笑。她很年轻，长得也清秀小巧，就不由得多看了几眼。我问李书记她是谁，李书记说是乡广播站的梅丽。“陶书记很有审美的眼光呵，小梅还没找对象呢！”李书记凑到我耳边说，又对我有意味地眨眨眼。

我笑笑，没有吱声。

大会开始，我正襟危坐，严肃地望着台下，也许由于过于严肃，自觉面部肌肉有点发僵。第三项议程是由我宣读乡党委关于表彰优秀党员的决定。我知道，余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是以示对我的尊重。宣读之前，我特地用茶水疏通一下嗓门，让稍稍有些发紧的声带松弛下来。麦克风把我的声音放大并且美化了。它抑扬顿挫，浑厚而洪亮，很像是那么回事，我对此简直有点吃惊。我忍不住很有些自我欣赏了，其结果便是声音愈来愈好，几乎可以称作美声读法。遗憾的是文件太短，瘾还没过足，就读完了。难怪许多人热衷于文牍，它确实是可以带来某种快感的。

“到底是市级水平，陶书记念的是字正腔圆，我还以为把赵忠祥请来了呢！”李书记凑到我耳边低声道。

我笑笑，小声道：“我又不能提拔你，拍我的马屁干什么？”

台下的人见我们交头接耳，只怕以为我们在谈工作吧？

散会了，从主席台下来，随着人流步出影剧院时，我感到自已正从某种罕见的状态中退出。人真是一种怪物，为什么一坐上主席台，就感到自已不是自已了呢？

出恭难

出恭难，难在要抵御蚊子的进攻。静静的顿河

厕所在食堂后面，是六十年代的产物。土墙上“斗私批修”的标语清晰可见。白天蚊虫可能要休息，并不多见，尚能对付。天一擦黑，可了不得，人一进门，它们就群起而攻之，嗡嗡地围着你团团转。手随便往屁股上一抹，就抹下几粒粘粘的湿湿的蚊虫尸体来。有一次，一只蚊子居然在我那不好说出口的部位叮出一个包，真是可恨之极。所以每次出恭，都猛憋一口气，速战速决，尽快撤离。后来我只好向别人学了，解小手时见周围没人，就把尿撒在门外阴沟里。

厕所不可能翻修，因为使用它的只有住在平房里的几个没带家属的乡干部，它不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在。

我之所以尽量不在乡政府住宿，出恭难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洗澡也是一难，乡政府没有澡堂。

对联

乡干部会。苗乡长摆乡财政的困难，讲不能按时发工资的苦衷，要大家谅解，并强调欲度过目前的财政危机，只有开源节流。流已节得差不多了，比如招待费就比去年少用了多少多少万，主要是要开源。而这个源是要靠大家一起开的，光靠余书记和他苗乡长四条腿跑是不够的。乡党委已经研究了，谁先跑来了资金，先给谁发工资，并且按百分之三给予奖励。

我和陈一安坐在一角，苗乡长说话时他一直埋头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我碰碰他的肘子：“是不是准备发言呀？”他笑笑，把本子给我看。上面有一副刚写的对联：

借新账还老账借账还账账还账

拆东墙补西墙拆墙补墙墙补墙

横披是：忙穷穷忙。

我不解，低声问：“岩板坡不是产值过两亿的先进乡么？”

“虚的，”陈一安说，“光那个修了几年还投不了产的水泥厂，一年的贷款利息就得付几十万。乡干部超编一倍还不止，七八十个乡干部县财政只拨二十来个人的工资。日子怎么过？只好东拉西扯，泥巴萝卜揩一截吃一截。”

散会时，苗乡长拦住我：“陶书记，你是市里的知名人士，应该有不少关系，能不能帮忙贷点或者借点钱来呀？”

我很为难，实话实说：“我这人没什么交际，银行和财政局的人一个都不认得。”

“噢，”苗乡长看我一眼，脸上有一种不满的失望。

尴尬

四男一女，相邀去荷花村检查计划生育情况。租了一台没牌照的旧吉普车。后座只能坐三人，但必须挤进去四人。都尊重市里来的陶书记，要陶书记坐副驾驶座，陶书记以示平等，以示与群众打成一片，硬要谦让，结果，便遇上了尴尬。

最后上车的是妇女主任郁莲香。郁偏偏从我坐的这一侧上车，门一拉，先钻进上半身，说：“陶书记，我只好坐你身上了。”我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她就一屁股坐在我大腿上了！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顿时尴尬之极，脸蓦地烧得滚烫。她倒若无其事，滚圆的臀部沉沉地压在我腿上，还随着车子的颠簸颤抖不已，弄得我动都不敢动一下。这一来，坐在前座的陈一安有话说了：“哎呀，陶书记艳福不浅呢！早知如此，我不该坐前头来的。是不是早策划好了的呀陶书记？”

我窘迫地笑笑，不知说什么好，上身尽量地离郁远一些。

“陶书记是个正经人，哪像你们呀，尽往歪处想，”郁莲香回过头来道，“陶书记，我不太重吧，压得不疼吧？”

我忙说：“不重不重。”

陈一安笑道：“重不要紧，陶书记还希望压重一点呢。只是郁主任你小心一点，莫把陶书记的大腿弄湿了哟！”

“莫痞好不好？！”郁莲香嗔道。

“痞有什么不好？如今呀，讲真话领导不高兴，讲假话群众不高兴，讲痞话大家都高兴！”陈一安摇头晃脑地。

为摆脱尴尬，我赶紧插话：“此话精彩、精彩！”

“陶书记，味道怎么样？”陈一安对我直眨眼。

“味道好极了！”我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一句广告词。

我是不是也有点痞了？

陶书记不再尴尬，再尴尬就矫情了。

没有白条

早上六点半，天刚亮不久，匆匆挤上机械厂接职工的班车，赶往岩板坡。我一般不再在乡下睡，买了月票，天天早出晚归。班车走到离乡政府一里地的地方，再也走不动了：前面的路被农民交粮的手扶拖拉机、小四轮完完全全堵塞了。

我下了车，顺着公路边沿走过去。空气里弥漫着机动车排出的废气，粮站里面车吼人叫，乱作一团。张张被伏天的烈日晒黑的脸焦急地晃动着。忽然想到，县里已经宣布，今年一定要杜绝收粮不给钱而打白条的现象。是不是真没白条了呢？见一个老伯拉着一辆空板车过来，便迎上去，问：“老伯，粮站是不是付的现钱呀？”老伯瞟瞟我，含义不明地摇摇头，很惶惑的样子。我又问：“不是打的白条吧？”老伯不睬我，加快步伐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这时一个红脸大汉闪过来，叫道：“陶书记！”

我不认识他：“您是……？”

“我是鲁中年，丝茅冲的，你到过我们村，那天中午你们喝酒，还是从我屋里买的鸡呢！我还晓得你是个作家。我想请你向上级反映反映情况。”说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单据来递给我。

我说：“是不是打白条了？”

他愤愤地说：“你看罗，这跟打白条有什么区别？”

我仔细一看，一张是购粮付款单，另一张是代扣统筹款的收据。

“这统筹款扣得没道理嘛！晚稻刚插下去，要施肥打药，正是要用钱的时候，乡政府这样做，简直是拦路打劫嘛！”鲁中年额头青筋突起，大声大气，招来了好几个交粮的农民。他们也随声附和，忿忿不平。

农民们是有道理的，但我不能随便表态，以免激发他们的愤怒情绪。

“陶书记，请你帮我们反映到县里去，县里要是不管，那就往省里反映，省里也不管，那就只有找国务院告状了！”

鲁中年情绪越来越激动，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好迹象，我赶紧把单据还给鲁中年，大声说：“请大家放心，我一定向上级反映！”说完，立即从人群中抽身出来。

到了乡政府，去吃早餐，碰上余书记，便把情况跟他说了。余书记埋头吃米粉，嘴里吸得嗤嗤响，边吃边说：“怎么不能扣？不扣，统筹款收得上来？农民就是农民，觉悟没有那么高，要他自觉自愿地交，就像剜他的肉！你别管那么多，那个鲁中年，每年收提留他都要绞筋，是个典型的刁民！”

刁民这个称呼让我暗暗吃惊。在我的印象中，刁民是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专门用来称呼那些敢干反抗他们的穷苦百姓的，是个已经被时代淘汰了的词。

“如今干群关系比较紧张，有些害群之马唯恐天下不乱，稳定工作很难做。陶书记，希望你发挥自已的特长，多做正面工作，助我一臂之力啊！”余书记用筷子嗑嗑碗边，以一种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称的语气说道。

我当然明了余的含蓄表达，我说了声我尽力而为吧，就离开了他。

我心里很闷。

跑到好望角食品店，准备跟人下村。陈一安也在店里坐着，我便把早晨遇见的事向他说了。下乡以来，我和陈一安的交往最多，也最谈得来。

陈一安听我说完，笑道：“陶书记是不是打算为民请命呵？”

我反问：“你看呢？”

陈一安说：“我看没有必要浪费笔墨，因为不会有结果。”

“为什么？”

“因为这事不典型。它太普遍了，全县有几个乡镇不要粮站代扣统筹款的？几乎没有。虽然我也同情农民，但我也赞同扣款，不扣款，我的工资奖金就拿不到，我也是人，我也要靠这几个钱过日子。”

“所以你们就无所顾忌地欺负老百姓！”我说。

“嘿，随你怎么说，我要欺负，还没这个资格呢。”陈一安瞧瞧我，说，“陶书记到底是个文人，到哪里都忘不了忧国忧民。这样看来，你还是秉笔上书好。”

我说：“这又为什么？”

陈一安说：“好对你作家的良心有个交待呀！”

“去你的。”我在他肩上擂了一拳。他的话戳到了我的疼处。

我找人打听了一下，周围的几个乡镇果然也在收粮时代扣统筹款。我没有向上反映。因为确实不会有结果。太普遍了。一滴雨落进河里顶多溅起一个水泡，甚至水泡也不会有。况且我还得顾及余书记以及广大乡干部的态度。我的职还得在这里挂下去。入乡还得随俗。

早稻入库速度很快，仅十天时间全部完成。岩板坡抢了个头彩，全县第一名，受到了县委的表彰。那日杨会计叫我领钱。我问什么钱，他说早稻收购完成得好，老板指示每人发五百元奖金。我说我不领。我说早就说好了的，我的工资奖金都在原单位拿，不增加乡政府一分钱的负担。我扭头就走了。

过了两天又被杨会计拦住。杨会计说，陶书记你不领走这笔钱我不好做账呢，只有你没领了。钱又不咬手陶书记你就领了它吧。我说讲了不领的，你还要我领什么？我也爱钱，可是不在乡里拿一分钱这是已经说好了的呀。你要我怎么好意思拿？我又扭头走了。

下午杨会计再次拦住我。陶书记你不领我没办法交差。余老板交待又交待，不能少你一分。我已经替你签字了，钱你就收下吧。杨会计不由分说把五百元钱塞进我的口袋。我不知哪来的气，一把掏出来，固执地塞回杨会计手中。我说，乡里不是马上要建立助教奖励基金么？就当我的捐款好了。我再次扭头就走。走之前端详了一下杨会计的脸，他愣愣地看着我，神情十分古怪。

某天夜里，我从电视上看到一条新闻：经有关部门检查，我所挂职的这个县，在整个收粮期间没有向农民打一张白条。

确实没有白条。没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最漂亮的小洋楼

全乡十六个行政村，我已跑了十二个。

每个村都有数幢两到三层的小洋楼。小洋楼是新建的红砖楼的昵称。可见不少农民的生活有了相当的改善。不过，你瞅准村里最漂亮的小洋楼，问是谁家的，回答十有八九是村支书的。

有统计为证：我跑过的十二个村中，有八个村最漂亮的小洋楼是村支书或前任支书建的。另有两个村，支书和村长的楼房漂亮程度难分伯仲，所以没计在内。剩下的两个村是苏家铺和荷花村，苏家铺最好的小洋楼属于一个养鳖专业户（苏支书是最好的支书，似乎也由此得到一条证明，虽然他好赌），而在荷花村，则属于一家台属——那也是全乡最漂亮最气派最威武的别墅式洋楼，院子里半人高的狼狗就喂了两条。

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

教师节

岩板坡的教师节比城里更像教师节。

两座村小学校舍的落成典礼与乡助教奖励基金会的成立大会，都将在教师节这天举行。乡干部和各单位将在大会现场向助教奖励基金捐款。内部规定的捐款额为：党委书记与乡长800元，副书记500元，其他干部200元至300元。一些干部嘀嘀咕咕，私下说这是老板的政绩工程。余老板（我也认同了这个如今很流行的称呼）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及时许了愿，乡干部的捐款以后将以某种方式返还，主要是起个表率作用，造成全民办教育的良好气氛。干部们的心这才平静了些。

教师节的宣传报道工作交给我来抓。余老板说这些年岩板坡对教育投入的力度很大，但因宣传工作没到位，钱好像是扔到了水里，在县里泡泡都没鼓一个。他希望我能鼓出几个泡泡来。我当然要尽心尽力，不然就被人看瘪了。我与县电视台约好，请他们的记者来采访，并负责交市电视台播出。我还打算写篇扎实的通讯，找找市报的朋友，争取上头版，把岩板坡抓教育的事好好宣扬一下。

这日我去找乡联校罗校长了解情况，路过好望角，被周书记叫住，说邀我一起去玉皇村。我说我有事，要去采访罗校长呢。周书记鼻子里一哼：“这个罗某人，不是个好东西！”我心里吃了一惊。周书记平时温文尔雅，为人严谨，从不在人前乱议论的。事出肯定有因，我忙坐到她身边，问：“是不是有反映？”周书记说：“岂止是有反映，干部群众意见大得很，我那里检举信都有好多封。”我问：“调查没有？”周书记说：“许多事情是明摆的，不需要调查。再说，调查不调查，还得听老板的。”

话题有些敏感，我和周书记都沉默下来。

过了一阵，周书记说：“问题都是经济方面的，这年头，除了经济问题就没什么问题了……当然，这几年抓教育确实抓出了成绩，乡中学建起了新教室，盖起了实验楼，电脑都购置了几十台，可是教学水平并没有提高。再说，他乡联校的宿舍比校舍豪华得多！四室两厅一套，一百四十多平米，光装修就花了四五万！钱哪来的？”

我心里又吃了一惊，因为我的行政级别是科级，又有副高职称，我的住房也才五十三平米。

“我可以说，这几年乡联校是掉在钱眼里了！一年到头只知道找乡政府要钱，找学生要钱，找农民要钱！不给就是不重视教育。他们几个人，福利费发起来几百几千，从不知足。把学校也带坏了，收早稻，就要每个学生交五十斤稻谷；收了油茶籽，又要学生交五十斤油茶籽，而且规定要学生自已扛到学校去，不许家长送，也不许用车运。”

我不解：“这又为什么？”

“为什么？为了收现金！学生扛不起的，可以交现金。路又远，学生谁扛得起？亏他们想得出来，还为人师表呢！”周书记忿忿地说。

我问：“这些事，乡里都知道么？”

“有耳朵的都知道。”

“群众意见肯定大得很。”我说。

“大又能怎样？党委会上也议过好多次，但都不了了之。提意见可以民主，但最后还得由老板来集中，他说了算。”周书记舔舔嘴唇，似觉话有些不妥，交待说，“这些话你只在心里，千万莫到处说。你是外来人，还不晓得深浅。弄不好影响班子的团结。我的意思，对罗校长这种人你心里要有个底。”

我点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想去采访他了。”

周书记忙说：“去还是应当去的，工作是工作，你是报道乡党委如何抓教育，只要不把功劳记到他身上就行了。再说，乡联校的问题还不算最严重的。全乡十六个村，至少有十一个村财务混乱，多年都没有清理过，有些支书凭白条子收款支款，一年开销十几万，用村里的钱就跟用自已的一样！问题大得很呢！可是我们只处理像孟菊清那样鸡毛蒜皮的案子，还说是为了安定团结。唉。”

辞别周书记，我向乡联校方向走了一阵，又扭回头。我实在没有兴趣再去见那位罗校长了。干脆请报社的朋友来采访写篇文章吧，这样上头版更有把握些。我这位朋友在报社当着一个部主任，还有点小权力。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哎呀是作家呀！生活深入得怎样？有没有辅导年青女作者？还没发现？不要浪费了机会哟。什么？采访，抓教育？他妈的，教师节一来，大家都跑去抓教育了。这几天抓教育的稿子铺天盖地！不来不来，你那里又没女作者，我来干什么。什么，救你的驾？没那么严重吧？好好，我也来深入一天，先说好，没酒喝我可掉头就跑呵！”

第二天一早，我带了乡里的桑塔纳到报社把这位朋友接了来。余老板亲自作了详细介绍，又亲自陪他参观了两所新建的村小学，考察了乡中学的设施，忙了一整天。中午晚上两桌酒喝得昏天黑地，余老板都差不多要醉了。报社的朋友感动不已，连说余老板够朋友，回去后一定写篇够朋友的文章，争取发在一个够朋友的位置上。我一个人喝啤酒，但朋友也说我够朋友了，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我喝了一瓶啤酒。作家，你还是要挂职才能进步呀！朋友这样说，有点市委领导的派头了。

朋友走时，余老板一挥手，办公室的小李变戏法似的提出两桶茶籽油，又拿出两条“芙蓉后”烟。朋友一一笑纳。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可见我这人办事还是不周全，不灵活，也不稳妥。

教师节这天，我在市报上看到了朋友的文章。无论是篇幅还是刊载的位置，果然都很够朋友，更够朋友的是，还署了我的名，让我成了作者之一。我把报纸拿给余老板看。我想他应该很满意很高兴的，便朝他脸上看。可是他脸上看不出一丝半点的高兴与满意来。他嗯了一声，点点头就走开了。我马上就理解了他，这才是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老板的态度。我不理解的是我自已，我什么时候变得要看老板的脸色了呢？

教师节眨眨眼就过去了。这日杨会计又拿来一份表让我签字。说是给乡干部的捐款补贴。捐款就是捐款，既然捐了，还要什么补贴？我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也没想到老板真会兑现他的诺言。乡政府总说没钱没钱，工资拖欠几个月，这些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不想管闲事，可是我也不好领这五百元钱。因为这笔钱原本是乡政府发的福利，是我不该拿的。变成捐款后又领回来，这不就像黑手党洗钱一样了么？杨会计递钱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推了一下。杨会计就说：

“陶书记，你让我为难呢。这五百元钱，你再捐也好，拿去找小姐也好，我们当兵的管不着，可你得把字签了。到乡里就按乡里的规矩办，陶书记你就莫格外一条筋了！”

我心里一怔，感到脸腾地红了起来。赶紧签了字，迅速地将那五张百元钞票塞进口袋里。我下乡已经好几个月，我一直尽量做到与大家打成一片，难道说直到如今，我还是格外一条筋？可是……我能不格外一条筋么？

栽油菜

县里号召大搞冬季农业开发。口号是：干部一边倒，劳力一棍赶，突击一件事——栽油菜。公路沿线的农田要栽成片，不允许有空白。电视里，市长和县委书记都扛着锄头下了田，边种油菜边作出了指示，要把油菜作为一季产业、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一个重要经济来源来抓。

但是农民不积极。外出做生意和打工的比下田栽油菜的多得多。岩板坡公路两侧栽下的油菜寥寥无几，很不好看。县里很快要来检查，余老板于是急得一脸铁青，于是召开乡、村两级干部会，明确责任，布置任务，于是通知全体乡干部于某日上午去公路旁帮某户农民栽油菜，以实际行动感动农民，带动农民。

然而农民不那么容易感动。好话说了半箩筐，才说动一个农民让出一丘田来栽油菜。乡干部们下田时，他在一旁远远地看着，感谢的话都没一句。村干部尽着地主之谊，先是每人发了盒烟，然后是矿泉水，后来还抬来半筐刚摘下树的桔子。乡干部们边抽烟边喝水边吃桔子边劳动边讲痞话，倒也其乐融融。

我上一次使用锄头还是当知青时候的事，那时我是村里的壮劳力。所以锄头在我手里勾起了许多的回忆。慢慢地我就进入了角色，像一个真正的农人一样得心应手地挥舞着锄头，引得一旁的梅丽小姐惊诧不已。陶书记你像那么回事呢，你不像个城里人呢。我说我上半辈子是个乡下人呢，从土里刨食呢。同时我诧异梅丽小姐，她怎么以拿绣花针的姿态来抓锄头呢，那弱不禁风的样子，每次举锄都勉为其难。不过由于运动，她那张本来就很清秀的脸红扑扑的，很好看，真正的秀色可餐。我认真地起沟，将泥坯捣碎，平铺在田垅里，时不时地，餐一下小梅的秀色。小梅问起，我写过些什么作品，我矜持地、谦虚地作了一点介绍，她就作出无限向往的样子。她说，在学校时，她也喜欢写写。我说，你要有兴趣搞搞业余创作，我倒可以辅导辅导，把习作拿到文联办的刊物上去发表。小梅说好，一定请陶书记多提意见。我有点兴奋，还以为真的遇到业余作者了呢。两天后她将几篇稿子拿给我看时，我很失望，那不过是她读中学时写的几篇作文，干巴巴的没一点意思。

将近中午，我们拍拍手上了田塍。回头望去，栽下的油菜东倒西歪，扔下的桔子皮星罗棋布，醒目得很。四周的老百姓对我们指指点点，不知议论了些什么。为慰劳辛苦了的乡干部，乡政府食堂里摆了四桌酒菜。喝白酒还是喝啤酒，各取所需，用杯子还是朝天吹，各从所好。

抽了四条烟，喝了四十来瓶矿泉水，吃了半筐桔子、四桌酒席，栽了半亩油菜——这就是包括我在内的四十来个乡干部在这个上午做的事。

手机

刚下乡的时候，乡里只有余老板和苗乡长配置了手机。随着我挂职时间的推移，手机就渐渐地多了起来。李书记有了，张书记有了，连杨会计也有了，开会的时候常见他们拿出来把玩，爱不释手的样子。仔细一算，总共有八台。除了老板和乡长是乡政府报销外，其他人的手机费用都是自已想办法解决的。而所谓自已想办法，无非是找自已分管的站所去销账。所以，乡里的七站八所经济效益的好坏往往能从分管领导有无手机上反映出来。杨会计是个例外，他的手机费是经老板特批，在合作基金会报销的。

有天我与李书记去松树坳村，见他举着手机在村委会门前踱来踱去，嘴里念念有词，待他忙完，就借他的机子给老婆打个电话。我在键盘上摁了半天，没有任何反应。李书记这才笑着告诉我，这儿是无线通讯的盲区，手机根本打不通。

这才晓得，他不是玩手机，而是在玩派头。

农民负担

农民的负担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税

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等。

2）乡统筹

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优抚费、计划生育费、行政包干费等。

3）村提留

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报刊费、招待费、村干部工资等）、有偿服务费（农机管理、畜牧防治、水费）等等。

国务院规定，农民负担的乡统筹、村提留两项费用不能超过当年纯收入的5%。实际上很难作到。当然纸面上比较容易，譬如将年收入额提高就是。许多乡镇都是这样做的，包括岩板坡。年收入是个不好统计无法确凿的数字，说多就多，说少就少。经济在发展嘛，社会在前进嘛，年收入的逐年提高，在情理之中嘛。

事实上，除了上述三项外，还有一些临时的上缴。比如冬修费，是县里派下来的，人平45元，到了乡里就加码，变成50元。不愿出钱的可折合成十个工日，到大堤上去劳动十天。劳动力如此的廉价，谁愿意？当然还是交钱啦。

订报刊也是一大负担。每年都有数字可观的订阅任务从上面压下来。各个部门都有，都说自已的报刊最重要，是正宗的谁谁谁的喉舌，完不成指标就要如何如何。来头都大得很。岩板坡全乡去年用于订阅报刊的经费是68235元，人均3元多。乡政府办公室后面有间阴暗的库房，大捆大捆的报刊堆在那里无人问津。收废品的人倒很牵挂，隔段时间就上门服务一次。

收提留（一）

约定俗成，乡村干部把催缴各类上交款统称为收提留。

都说，农村工作两大难：计划生育和收提留。而在岩板坡，收提留已上升为头等难事。收提留与包村干部的责任制相联系，自然也与年终评先和奖金相联系，所以乡干部无不上心。从早稻入库之后，乡政府就挂出了上缴进度表，某某村提留已收多少，还欠多少，在全乡列多少名，等等，一目了然。进度表前，有人欢喜有人愁。不过喜的人少，愁的人多。

李书记邀我去丝茅冲收提留。昨日李书记从丝茅冲一个“钉子户”（乡村干部对那些拖欠上交款而又态度强硬的农户的称呼）家提了一塑料桶抵上交的油回来，打开盖一看，才发现是一桶尿。遭了捉弄，丢了面子，李书记的脸色就很难看。除了我，他还邀了周书记和派出所的黄所长以及民警小耿，有点人多势众兴师问罪的意思。小耿屁股上还挂了一副手铐，亮锃锃地逼人的眼睛。李书记忿忿地说，今天要是他不认罪，不把欠款交了，就要小耿将他铐到派出所的黑屋里去，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听到这话，周书记向我看了一眼。她有点担心，说：“还是要避免激化矛盾。”我立即应声附和。李书记有些不快，瞥我一眼说：“陶书记你是城里人，又是个文人，你不晓得那些刁民的德性。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棒！”

我不好说什么了。下乡以来，我一直坚持不干预的原则，少说多看，只帮忙，不添乱，对别人的事尽量不置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只是个客人。我说多了不好。

幸好一到丝茅冲，秦支书提着一桶油迎上前来，迭声说：“李书记我代表秦老三和全村农户向你道歉了！昨天是拿错桶了，决不是有意欺骗政府，你看，这尿和茶油不是一个颜色么？秦老三是眼睛不好，他那样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人，借他一个胆子，也不敢骗你李书记呀。你看，一早他就把油送来了，欠下的余款也交清了。他还是从合作基金会借的钱，三分的息呢！”

“想糊弄我吧？”李书记板着脸说，“秦支书，你莫两面装好人！秦老三没胆子，秦老三的儿也没胆子么？老乡长女儿的奶子都敢摸的人！”

“那是老皇历了，确实不是有意的，那桶尿原本是要提到菜园里浇菜的，不想提错了，都没在意，才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我以我的党籍作保证！李书记你要觉得他必须当面谢罪的话，我叫他来跟你鞠几个躬，陪几杯酒。”秦支书笑容可掬。

李书记想想，脸色慢慢好了，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既然你给了我面子，我也要给你面子嘛。也怪我们工作不过细。其实呢，我们都是为了收提留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才走到一起来了——包括今天来的周书记和陶书记，还有黄所长和小耿。只要任务能按时完成，一切都好说。”

周书记与我对视一眼。大家都轻松起来，有说有笑的。我想，尿油之错太离奇，只怕是村民心有积怨有意为之。不过眼下的结果，是大家都乐于接受的。

在村委会烤了一会火，聊了一会天，村长安排好中午的酒席之后，就叫上所有村干部去农户家收提留了。李书记说：“今天我们力量很强，正好攻坚。秦支书，你点几个钉子户，非把它们拔掉不可！”

秦支书沉呤片刻：“那，先去二癞子家看看吧。”

一行人便浩浩荡荡去二癞子家。村会计边走边介绍说，二癞子还欠上交款386元，他常年在城里打工，手头并不拮据，但他就是不交，见了村干部理都不理。这两天他母亲病了，他回了家，要在平时，人毛都见不到。

二癞子正在阶基上做事，我注意到他非但不癞，而且是个标致的后生。见到一下来这么多干部，他有些手足无措。李书记厉声道：“二癞子，晓得到你屋里来干什么吗？”

二癞子擦着手说：“哪里不晓得，除了收提留，你们这些大干部走错路也不会到我屋里来呀！”

李书记点点头，拍拍黄所长的肩：“你的牌码大呀，你看，把公安机关都惊动了！”

二癞子舔舔嘴唇，不作声。

秦支书说：“二癞子，这是我们第十三次找你了，你打算拖到哪天去？”

二癞子脸稍稍一红，说：“我只打算拖到今天。你们也要过年，提留不交，你们的年也过不好。不就是三百多块钱么，小意思。”说着，他从身上掏出四百元钱来。会计立即给他找钱，开收据。

李书记在一旁点着头：“嗯，这还差不多。还是怕来硬的咧。早这么爽快，多好？哎二癞子，也不给大家倒点水喝？”

二癞子说：“我屋里水不干净，国家干部喝不得呢。”

李书记讨了个没趣，挥挥手说：“那就不喝不干不净的水了！走，找下一个钉子户去。”

一群人便离开二癞子家，沿着田埂蜿蜒而行。旗开得胜，李书记情绪不错，提出去拔钉子中的钉子，找鲁中年。据说鲁中年在村民当中很有些影响力，很多人都看着他的。

鲁家无人，大家便在阶基上找了板凳坐下来，让村干部去寻他。不一会，便从菜园里将鲁中年叫来了。见了我，他还微微一笑，点头致意，好像我是他的同盟似的。他不慌不忙地给大家倒水，态度平和，像是见过了大世面的人。余老板曾说过他是典型的刁民，可我暂时还没见到他怎么个刁法。

“啧啧，书记都来了这么多，这么抬举我，真是三生有幸呀！”鲁中年笑道。

“闲话少说，”李书记板起脸，“今是要你拿出实际行动来。”

鲁中年瞟一眼黄所长和小耿，不紧不慢地说：“李书记，我昨天听了广播，市里发了一个文件，说是不允许抽派公安人员下乡收提留呢。你们不仅抽了警察，还带了警具，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搞法嘛。市里的文件还算不算数呀？”

李书记怔了怔，转头问周书记：“是不是有这么个文件？”

周书记说：“听说是有，不过文件还没到乡里来。”

李书记就一挥手（我发现他特别喜欢挥手），说：“还没来就不算，见了文才执行。”

鲁中年慢悠悠地说：“其实，你就是带枪来我也不怕。税我早交了，只要不欠税，就戴不上抗税的帽子，你能把我怎么的？”

李书记闷声说：“提留你就有理由不交了？”

“我没说不交，只是暂时不交。我的理由多得很，比如秦支书的弟弟就没交完，我凭什么要比支书的弟弟积极？”鲁中年振振有词。

秦支书绷着脸：“我弟弟的下午就交。”

“那就等他交了，你们再来找我吧。”

秦支书没话可说，瞪了鲁中年一眼，就从口袋里掏钱：“他只差两百多块了，我给他贴上，看你还有什么话说！”会计就当着鲁中年的面把钱收了。

鲁中年道：“我还是有话说的。我没有当支书的哥哥帮着贴钱，到哪里找钱去？再说，村里把几眼石灰窑卖了，钱还没分到村民手里，村里还欠着村民的钱呢！”

秦支书气愤起来了：“你不要胡搅蛮缠，牛胯下的扯到马胯下来了！石灰窑的钱账算清了，自然要分的。今天来了这么多人，你是躲不过去的！种田纳粮，千古同理，有钱没钱都得交，没现钱，赶你的猪、撮你的谷、提你的油，要不你到村基金会去借钱！”

鲁中年倒吸一口气：“基金会的钱，三分的息，谁还得起？”

秦支书说：“那就赶你的猪。”

“我家的猪正长膘呢，”鲁中年一跺脚，咬咬牙说，“好，我借基金会的钱！”

秦支书怕他反悔，赶紧让会计带他回村委会办理借款手续，我们在鲁家等着。

过了一会，会计垂头丧气地回来，说鲁中年跑了。原来，一到村委会，鲁中年就变了卦，搭上一辆三轮车去城里了。说是去亲戚家借钱，还说要是村里拿他家东西，他要到市里去告状，说乡村两级干部用专政手段对付广大农民群众。

李书记和秦支书气得破口大骂。借钱显然只是借口，鲁中年又一次溜掉了。我总算看到了这个所谓刁民“刁”的一面。骂了一阵，看看时间已过正午，只好收拾起气愤的情绪回村委会去。

在村委会，酒席和牌桌在等待着我们。

收提留（二）

民政助理吴小为邀我去茅家岗月牙组收提留。茅家岗是苗乡长和吴小为包的村，苗乡长去县党校学习了，他只好邀我同去，有帮他助威的意思。我当然会去，但我想他十有八九会失望。

茅家岗是全乡经济状况较好的一个村，但该村的月牙组却很穷，九七年元旦已经过去，全年的提留才收上来一半。有几家是连续几年的欠账户。村长与我们同去月牙组。入户前，吴小为婉言道：“陶书记，今天看你的了。讲话只怕要狠一点，态度只怕要恶一点，不拿出点魄力来，欠帐户是不肯交出钱来的。”

他这样说，当然是认为我缺乏魄力了。我沉默着，过一会才说：“魄力是要有，但也要看对象。还要讲究一点工作方法。”

“那当然。”

我又说：“讲话要有艺术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们还是要体恤老百姓的疾苦。外地收提留逼死人的事发生多起了，我们要引以为诫。”

“晓得。”吴小为的声音里明显有些不快。我可不管这些，谁叫你职务比我小呢，有这么个机会，当然要教导你一番，不然你不晓得天高地厚，不晓得你们那些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和方式已经让城里来的陶书记反感了。

不知是否由于我的缘故，这天的工作成果甚微，只收到一百多块钱。有一户孤儿寡母，家徒四壁，老实巴交的户主愿意将家里仅剩的一担谷抵上交，村干部挑谷时她在一旁默默流泪。我看不下去，就说算了，政府又不少这一担谷，以后再说吧。村长眉头蹙了蹙，招招手，便将那担谷放下了。

收提留真是一大难事。乡村干部难，老百姓也难，穷老百姓就难上加难了。

回乡政府时吴小为默不作声，遇上路人却大声招呼，热情有加，以此表示对我的不满。我知道他再也不会邀我下村了。

离乡毁灭

过完春节，正月初八是上班的日子。我到岩板坡一看，乡政府冷冷清清的难见人影。找到苗乡长，苗乡长说，乡下不像城里那样正规，说是初八上班，其实都还在忙于走亲访友打牌喝酒，要过了元宵节才会正式上起班来。你是个自由人，再迟一点也没关系，要不你带你的相好到外地旅游一段再来，我们负责给你打掩护！我便笑道，早知有如此便利，该培养一个相好的。

我于是回城里写小说去了。小说一写写到三月初，准备回岩板坡继续挂职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变化：市里要开文艺界代表大会，抽我回单位搞会务。搞了半个月会务，事情再起变化：组织部长找我谈了三分钟话，要我当市文联副主席候选人。等额选举，当选是毫无疑问的。我的挂职不再继续下去了。

我去岩板坡辞行。余老板摆了很丰盛的酒席欢送我。余老板说，我们岩板坡是块风水宝地呢，到这里挂职的人没有不升官的。陈一安更是一副先见之明的样子：“怎么样，陶书记，还记得我当初讲的话么？”只有我自已心里清楚，我的升职与挂职毫无关系。我说：“记得记得，一诺千金，约个时间，我在市里金座宾馆宴请各位！”

桑塔纳载着我和我简单的行李，缓缓地离开了岩板坡。望着车窗外远去的乡间景物，我揣想着在乡下的这一段生活。我了解了不少情况，我增加了酒量，我学会了扑克的好几种玩法并参与了几次以消谴为目的的赌博，我还学会了在适当的场合讲点无伤大雅的痞话。在城里我是个深居简出、生活圈子狭小的人，挂职使我融入了现实。应当说，深入生活的目的基本达到。下乡使我对周围的事物以及我自已都认识得更清楚了。而且，扪心自问，我并没有失去作家那条独有的“筋”。

再见了岩板坡，再见了乡下的日子！

1999年8月21日于常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