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在细雨中呼喊》将由兰登书屋旗下的Anchor出版发行，这是1991年您三十一岁的时候写的，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这本书里，您从一个男青年的角度记述六、七十年代一个家庭的困难生活。回过头来，您今天怎么看这部小说？如果现在有机会修改或增订的话，您会做一些改动吗？

余华：是的，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七年，有五部短篇小说集，有三十多个故事了。1991年的时候我决定写作长篇小说了，说实话我那时候对写作一个很长的故事没有把握，此前我最长的故事也没有超过五十页，那时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将一个故事写到三百页，可是我想写作一个长篇小说的欲望非常强烈，我告诉自己：别管那么多了，写吧。于是我开始写作《在细雨中呼喊》了。写作其实和生活一样，生活只有不断地去经历，才能知道生活是什么；写作只有不断地去写，才会知道写作是什么。然后我就找到了这部小说的结构，我不是用故事的逻辑来完成这部小说，而是用记忆的逻辑来完成，记忆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出现的，是按照情感的顺序出现，比如说五年前的一件往事很可能勾起一年前的往事，然后再勾起十年前的往事，接着又勾起昨天的往事……如此连接下去，让情感不断深化。今天距离我完成这部小说整整十六年了，这部小说对我非常重要，因为从此以后我开始喜欢写作长篇小说了。我觉得写作短篇小说是工作，而写作长篇小说是生活。为什么？因为短篇小说总是在几天内或者十几天内完成，很少有意外的出现；长篇小说的写作完全不一样，需要一年和几年或者十年的时间来完成，于是写作长篇小说经常会有意外的出现，所以我说它像是在生活。大家都喜欢生活，可是很少有人喜欢工作。至于是否会修改和增订自己的旧作，我想我不会这么做，虽然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我已经完成四部长篇小说，每一部完成的时候都在想以后有机会再修改或者增订，可是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这样的想法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将小说拿出去出版，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每一部小说都存在着瑕疵，只是暂时没有发现，出版几年以后会逐渐地发现。问题是没有一部小说是完美的，总是有瑕疵存在，而且修改和增订本身可能会增加新的瑕疵。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对待他过去的作品，正确的态度应该像对待文物一样，保持它们的本来面貌。

Marx：您曾经说过，如果要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在细雨中呼喊》中的贫穷、粗暴的农村人物如何帮助我们了解当前的中国社会？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主要部分记录了二十多年的生活，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也就是从文革生活开始，写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这二十多年仍然是贫穷和压抑的，我想这本小说里的贫穷一目了然，至于精神上的压抑，从故事的叙述者那里也可以感受到，而里面人物的一些粗暴言行，尤其是孙广才，其实也是对精神生活压抑的表达。在一个精神压抑的社会体制里，人们常常是以性格的粗暴来表达自己人性的呼喊。为什么我要用《在细雨中呼喊》这个书名？因为细雨中的景象总是灰蒙蒙的，总是压抑的，而呼喊是生命的表达，是人性对精神压抑的社会体制的暴动。我们只能用粗暴的言行来表达自己人性的存在，虽然十分可悲，可是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Marx：在英文版序文中，译者艾伦指出：“与余华的不少其他作品相比，《在细雨中呼喊》离作者的生活经历似乎更近一些” 。此书自传的成分到底大不大？这个问题有意义吗？此书的自传性质有多重要？

余华：在我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里，《在细雨中呼喊》和《兄弟》的人物的年龄和经历与我最相近，所以认为它们与我的个人生活最接近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两部小说里的自传成分和我的另外两部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一样多，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每一部作品都是他的自传，也可以说都不是他的自传。因为作家在他的每一部作品里都倾注了自己的内心情感和生活感受，来创造出不是作家本人的人物，只是有些作品中的人物与作家的年龄经历相近，有些作品中的人物相远而已。

Marx：中国人怎么看《在细雨中呼喊》对共产主义的批判态度？童年

余华：还没有一个中国读者告诉我，《在细雨中呼喊》表达了作者对共产主义的批判态度。这个问题我在中国不会遇到，可是在西方经常遇到。我认为我写下了中国人的生活，当然生活是包罗万象的，包括了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等等，也包括了人的思想、情感和梦想等等。中国的读者在中国的社会体制里生活过来，他们阅读我的作品，只是感受到我写出了他们熟悉的生活。而西方的读者因为在不同的社会体制里生活，所以他们总是对我作品中的一些政治因素十分敏感，这也是很正常的。

Marx：您希望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读完《在细雨中呼喊》后会有什么样的收获，什么样的心得？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原文是很优美的中文，我的朋友艾伦用很优美的英文翻译出来了，我希望英语读者在品尝艾伦优美的英文时，可以想象中文的美丽。然后我希望英语读者可以感受到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历史，这和西方人的生活有所不同；最后我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就是英语读者能够在这本中国小说里读到他们自己的感受，或者唤醒他们记忆深处的某些情感。

Marx：《在细雨中呼喊》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成长小说的模型，比如，它描述一位被异化的年轻叙述者对性的探索、以及他尽量逃避让他窒息的家庭生活的经历等情节。但同时，另外还有一个儿子用他父亲的尸体作武器这样的超现实主义情节。这本书离现实到底有多近或者多远？

余华：事实上从写作开始我就不希望这是一部成长小说，虽然它具有成长小说的模型，我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叙述方式表达出更加广阔的内容，所以我也写下了作品中 “我”出生前的故事。我坚信一部优秀的小说在叙述上应该是自由的，应该有时候离现实很近，有时候又很远。我觉得《在细雨中呼喊》做到了这一点，它和现实的关系就是这样，时远时近。

Marx：您的早期著作的实验风格曾经引起争论，后来在《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中就转变到较传统的叙述方式。在这个演变过程当中，《在细雨中呼喊》的位置是什么？它与您的其他作品的关系是什么？

余华：中国的批评家们一直在津津乐道我从《在细雨中呼喊》以后的改变，讨论我的写作风格为什么越来越朴素了？他们研究我的时候连我的儿子也不放过，说我是当上了父亲以后才变得朴素起来，我觉得他们说得都有道理。但是我自己真正感受到的变化是，从写作《在细雨中呼喊》开始，我发现虚构的人物会有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是我以前写作短篇小说所没有的经验，短篇小说篇幅太短了，我还来不及听到人物自己的声音，故事就结束了。长篇小说就不一样了，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倾听虚构人物的声音，这是很奇妙的，写作进入到美好状态时，常常会感到笔下人物自己说话了。然后我意识到，虚构的人物其实和现实中的人一样，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作者应该尊重笔下的人物，就像尊重他生活中的朋友一样，然后贴着人物写下去，让人物自己去寻找命运，而不是作者为他们寻找命运。于是我的写作就会不断地出现意外，这是《在细雨中呼喊》给我带来的乐趣，从此以后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才是写作的乐趣，后来完成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让我不断扩大了这样的乐趣。现在当我回想起自己以前写下的人物时，我常常觉得他们不是虚构的，而是曾经在我生活中出现过的朋友。

Marx：您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了很多外文。您现在写作时，心里是否考虑到国际读者的兴趣和需求？母亲

余华：不会考虑国际读者的兴趣和需求，就是中国读者的兴趣和需求我也不会考虑，因为我无法考虑。我的写作不是面对一个或者几个读者，而是几十万和几百万的读者，中国有句俗话叫众口难调，再好的厨师做出来的菜也不会让所有人都爱吃。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我尊重读者，但是我不会因为他们的兴趣而改变自己的写作。好比是一位NBA的教练，如果他按照球迷的意见来布置上场球员，那么一场比赛他将会让四百多个球员上场了，当然这是规则不允许的，NBA联盟里总共只有四百五十个球员。

Marx：您最新的长篇小说《兄弟》讲了两个兄弟的故事，记述了他们在当代中国怎么去谋生，记述了他们在事业上、在性生活中的哀乐兴衰，在中国是畅销书。如果您要把《在细雨中呼喊》与《兄弟》作比较，您觉得主要共同点与不同点是什么？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和《兄弟》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一点相同，就是里面主要人物的年龄都和我这个作者相近。《兄弟》分成上下两部，上部讲述的是文革时期的故事，下部讲述的是今天中国的故事，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时代，我用了天壤之别这个成语。我很高兴《兄弟》的英文翻译已经完成了初稿，我的编辑 LuAnn Walther已经开始编辑工作了，2008年秋天的时候，将由兰登书屋旗下的Pantheon 出版。

Marx：从写作《在细雨中呼喊》的时候到现在，中国对作家的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作家的地位与待遇比以前好，还是比以前差？

余华：从写作《在细雨中呼喊》到现在，十六年过去了，公正地说，中国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推动民主化进程。我经常告诉西方的记者，拿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和今天西方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相比较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的过去和西方的过去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也不会一样，应该拿今天的中国和过去的中国相比较，那么就会看到中国明显的改变。西方的记者总是惊讶我的作品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被禁止，可是在中国，无论是读者还是记者，还没有人说我的作品应该被禁止，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政治气氛和社会气氛越来越宽容与和谐。当然今天的作家面临新的挑战，在市场环境里如何存在？有一些作家的地位和待遇确实比以前好多了，可是还有一些作家可能更差了。这是市场环境的共性，其他行业也一样，不会所有的人都好起来，总有一些人的处境更糟糕。

注：《在细雨中呼喊》英文版2007年10月9日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译者Allan Barr是我的一位朋友，加州Pomona College的教授。William Marx是美国知名的批评家，在波士顿主持一个著名的广播节目，同时主编网上的《世界文学》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