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很快就组织好了。E．加纳-古德曼打了第一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内必须参加的人就都到齐了。他们在丹尼尔-罗森隔壁的一间小小的不常用的会议室中开了四个小时的会。这是罗森的地盘，因此亚当很是不安。

都说丹尼尔-罗森是个魔鬼，虽说两次心脏病敲掉了他的一些棱角．让他温和了点。三十年来，他一直是个残酷的讼棍，最下贱，最卑鄙，而且毋庸置疑也是芝加哥最能干的法庭闹事者。在得心脏病之前，他是以他非人的工作钟点而著称——每周九十小时，在午夜还与秘书、助手们无休止地工作，挖掘查找资料。几任妻子都离他而去。要有四位秘书同时用玩命的速度工作才能跟上他的进度。丹尼尔-罗森曾是库贝事务所的灵魂和心脏，但如今再也不是了。他的医生只允许他在办公室每周工作五十小时，而且禁止他出庭。

现在，已六十五岁并且日益发胖的罗森被他亲爱的同事们一致推选为事务所这群温顺羊羔的牧羊人。他的责任是监督那个使库贝事务所运转的颇为繁琐的官僚机构。这是一项荣誉，其他合伙律师在赠与他这项荣誉时就这么淡淡地解释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这项荣誉简直成了灾难。被迫从他极度热爱并需要的战场退出后，罗森对于事务所业务的管理也跟准备一场收费高昂的官司相类似。他会为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对秘书和办事员们严加盘问，他与其他合伙律师针锋相对，可以为有关事务所政策的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而高谈阔论数小时。既然被医生监禁在办公室里，他只好把年轻助手们叫来，然后找茬，看他们忍受压力的限度。

他故意隔着小会议桌坐在正对着亚当的座位上，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卷宗好像是攥着个生死攸关的秘密。E．加纳-古德曼坐在亚当的下手，摆弄着他的领结，搔着他的胡须。当他用电话告诉罗森有关亚当的要求并透露了他的家世时，罗森的愚蠢反应是预料之中的。

埃米特-威科夫站在房间的一头，耳边贴着一个火柴盒大的手提电话。他将近五十岁，看上去却老得多，每天都在惊惶中和无数电话中度过。

罗森小心地打开放在亚当面前的卷宗，拿出一本黄色的拍纸簿。“去年我们和你面谈时你为什么不说你祖父的事？”他单刀直入并恶狠狠地盯着对方。

“因为你们没有问我，”亚当回答。古德曼曾告诫过亚当这个会可能不会很顺利。但他和威科夫会占上风。

“别自作聪明，”罗森咆哮起来。

“别这样，丹尼尔，”古德曼说着把眼睛转向威科夫。威科夫正盯着天花板摇头。

“霍尔先生，你不认为你应该告诉我们你与我们的一个客户是亲戚吗？你当然相信我们是有权利知道这件事的，不是吗，霍尔先生？”他这种轻蔑的口吻通常是为那些撒谎和要花招的见证人预备的。

“其他所有的事你们的人全都问到了，”亚当回答，非常镇定，“记得吗？安全审查，指纹鉴定，甚至谈到了测谎器。”

“是的，霍尔先生，但是你知道的事我们不知道。当你申请工作时你的祖父是这个事务所的客户，而你他妈的知道应该告诉我们。”罗森嗓音浑厚，声调抑扬顿挫就像个有戏剧天才的演员。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亚当。

“他不是你所指的那种祖父，”亚当不慌不忙地说。

“那也是你的祖父，而且在你来这里求职时就已经知道他是个客户。”

“那么我道歉，”亚当说，“这个事务所有上千个客户，全都是有钱的，都为我们的服务而付出了巨额费用。我从未想象一件微不足道的义务诉讼也能招来麻烦。”

“你这是欺诈，霍尔先生。你有预谋地选择了这个事务所，因为它当时在代理你的祖父。现在，你又突然来要求接手此案，这使我们处境尴尬。”

“什么处境尴尬？”埃米特-威科夫问，一边折起了他的大哥大放进口袋里，“听着，丹尼尔，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在死囚牢里的人。他需要个律师，该死的。”

“他自己的孙子？”罗森问。

“谁管他是不是他的孙子。这个人一只脚已经进了坟墓，他需要个律师。”

“他解雇了我们，记得不？”罗森掉转了枪口。

“是啊，但他总是可以重新聘我们的，值得试一试，会好起来的。”

“听着，埃米特，考虑这个事务所的形象是我的工作。把一个新来的助手送到密西西比去，让人家拒绝，并把他的当事人处死，我可没想过这样的主意。坦率地说，应该把霍尔先生从库贝事务所开除。”

“噢，太棒了，丹尼尔，”威科夫说，“标准的倔老头对于微妙事件的反映。那谁去代理凯霍尔？想想他吧，这个人需要个律师，亚当也许是他唯一的机会。”

“上帝帮助他，”罗森喃喃地说。

E．加纳-古德曼决定说几句了。他两手握紧放在桌上，瞪着罗森说：“事务所的形象？平心而论，你以为我们真像一伙低薪的社会工作者在热情地帮助人民？”

“或者像一伙在救济贫民的尼姑？”威尔夫冷笑着在一边帮腔。

“这件事怎么会伤害我们事务所的形象？”古德曼问。

罗森从不知道什么叫让步。“非常简单，加纳，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新手送到死囚牢去。我们也许会虐待他们，设法毁了他们，让他们一天工作二十小时，但我们不会在他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送他们去打仗。你是知道死刑诉讼有多复杂难弄的，他妈的，你写过书的，你怎么能指望霍尔先生能胜任？”

“我将督导他所做的一切，”古德曼回答。

“他真的非常不错，”威科夫继续敲边鼓，“你知道，他已经把全部档案材料都背下来了，丹尼尔。”

“这样能行得通的，”古德曼说，“相信我，丹尼尔，这种事我经得多了，我会始终参与办案。”

“我也会抽上几个小时帮帮忙，”威科夫补充道，“我甚至可以在必要时飞过去。”

古德曼猛然转过身盯住威科夫。“你！公益事业？”

“当然了，我有良心。”

亚当没有理会他们的玩笑，仍然盯住丹尼尔-罗森。他想说，来吧，解雇我吧。来吧，罗森先生，开除了我那我就好去埋葬我的祖父了，然后继续过完我的一生。

“如果他被处决了呢？”罗森向着古德曼发问。

“我们曾经失去过他们，丹尼尔，你是知道的，从我负责公益以来有三个。”

“他的机会怎么样？”

“非常小。他现在能活着全凭着第五巡回法院的延缓执行令的效力。这个延缓可能随时被撤消，然后新的死刑执行期被确定。可能在夏末。”

“没有多久了。”

“是的，我们为他操办上诉已有七年，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再上诉了。”

“有那么多人在死囚牢，我们为什么非去代理这个王八蛋？”罗森问。

“说来话长，但是和现在的事完全无关。”

罗森在他的拍纸簿上作了些显然很重要的笔记。“你不会认为你能瞒得住这件事吧？”

“也许。”

“也许，妈的。在他们杀死他之前，他们会把他炒成个名人。媒体的记者们会像一群狼一样围着他。你会被发现的，霍尔先生。”

“那又怎样？”

“怎样？那会成为特大新闻的，霍尔先生。你想想那头版标题吧——失散多年的孙子回乡挽救祖父。”

“别说了，丹尼尔，”古德曼说。

但他还继续说：“新闻界会充分利用它，你难道看不见，霍尔先生？他们会揭露你的身分并渲染你的家人如何疯狂。”

“但是我们热爱新闻界，是不是，罗森先生？”亚当平静地问，“我们是出庭律师。我们不是应该在镜头前表演的吗？你难道从不——”

“这点说得非常好，”古德曼插进来，“丹尼尔，也许你不该劝告这个年轻人回避新闻界。对你搞的一些花招噱头我们可以讲出不少故事来。”

“对，求你了，丹尼尔，别的你尽可以教给这孩子，就是不要讲关于媒体的废话，”威科夫说，不怀好意地咧了咧嘴，“是你写的书。”

有那么一瞬间罗森显得有些尴尬，亚当仔细观察着他。

“我个人相当喜欢这样的安排。”古德曼一边摆弄着领结一边研究着罗森身后的书架。“关于这事有不少可说的，实际上，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可怜的小小公益部门大为有利。试想，一个年轻律师为挽救死回牢里的一个颇有名气的杀人犯而玩命地拼搏，而且他是我们——库贝事务所——的律师。不错，会有大量报道，但那能有什么害处呢？”

“要是你问我的话，这是个非常出色的主意，”威科夫说着，他口袋里的迷你大哥大开始响起来，他把电话贴在下巴上转身躲到一边去。

“如果他死了呢，我们是不是显得挺无能？”罗森问古德曼。

“他本来就要死的，对吧？所以他在死囚牢里，”古德曼解释说。

威科夫结束了他的通话，把电话放进口袋。“我得走了，”他说着便匆匆向门口走，神色有点紧张，“我们谈到哪儿了？”

“我还是不喜欢，”罗森说。

“丹尼尔，丹尼尔，从来都是个老倔头。”威科夫停在桌子的一端，用双手支着桌子。“你明知道这是个好主意，你不高兴只是因为他不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

“确实是这样，他骗了咱们，现在又利用咱们。”

亚当深深吸了口气又摇了摇头。

“理智些，丹尼尔，他的面谈是在一年前，是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老兄。忘了它吧。我们手头有好多紧迫的事要做。他聪明，工作非常努力，办事沉稳，又做了十分细致的研究，有他是我们的福气。是的，他的家庭很糟，但我们肯定不准备把凡是家庭功能有障碍的律师都从这里开除吧。”威科夫冲亚当笑了笑。“附带说一句，所有的秘书都觉得他挺帅。我说把他送到南方去几个月，然后尽快让他回来。我需要他。我得走了。”他消失在门外，关上了身后的门。

当罗森在他的拍纸簿上涂抹时屋里静极了，后来他放弃了并合上了卷宗。亚当几乎都为他难过了，这是个伟大的斗士，芝加哥法律界的传奇人物，能出席高级法庭的大律师，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曾经驾驭左右陪审团，吓倒对手，威胁法官，现在坐在这儿像个簿记员，竟为了委派新手承办公益诉讼项目的问题而大伤脑筋。亚当从中看到了幽默、讽刺，还有可怜。

“我将同意它，霍尔先生，”罗森低沉的声音极富戏剧性，几乎像在耳语，好像这一切使他受到了极大挫折，“但是我向你保证，你办完凯霍尔的事回到芝加哥时，我将建议你结束与库贝事务所的合同。”

“也许没有那个必要，”亚当迅速回答。

“你向我们介绍你自己时作了假，”罗森继续说。

“我说过对不起了，再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此外，你是头自作聪明的驴，狂妄而固执。”

“你也是，罗森先生。找出一个不狂妄而固执的辩护律师给我看。”

“确实挺聪明。享受凯霍尔的案子吧，霍尔先生，因为这将是你在这间事务所的最后一项工作。”

“你想要我享受行刑过程？”

“放松些，丹尼，”古德曼温和地说，“放松些吧，这里谁也不会被解聘。”

罗森用一个手指头愤怒地指着古德曼。“我发誓我会建议解聘他。”

“好的。你能做的也就是建议，丹尼尔。我会把它提交给委员会，我们再大吵一回，行了吧。”

“我等不了，”罗森跳起来咆哮，“我现在就去游说。我会在这个周末投我的那一票。再见！”他冲出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他们并排坐着一声不响，只让目光越过桌子对面那排空着的椅子，停留在那些厚厚的整齐地靠墙排列的法律书籍上。他们听着用力关门后那砰然的回声。

“谢谢，”亚当终于说。

“他不是个坏人，真的，”古德曼说。

“很迷人，一个真正的王子。”

“我认识他很久了。他现在的境况不好，实在是失落沮丧。我们不知道如何对他才好。”

“退休怎么样？”

“曾经考虑过，但是还没有一个合伙律师是被迫退休的。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希望能避免开这样的先例。”

“他是不是真的要解聘我？”

“别着急，亚当。我担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没有说出你的身分是不对，但那是个很小的过失，并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过失。你年轻，受了惊吓，天真，而且你是想帮忙。别为罗森担心。我不敢确定三个月后他是否仍在这个位子上。”

“在内心深处，我觉得他佩服我。”

“可以看得出来。”

亚当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围着桌子踱步。古德曼拔出钢笔开始做笔记。“没有多少时间了，亚当，”他说。

“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能走？”

“明天。今天晚上我要收拾一下，要开十个小时的车。”

“档案重一百多磅，现在正在赶印。我明天给你邮寄过去。”

“告诉我一些孟菲斯办事处的情况。”

“一个小时前我和他们通过话。主管合伙人是贝克-库利。他正在等着你。他们会给你准备一小间办公室和一位秘书，需要什么他们会尽力帮助。在起诉之前他们没有太多可做的事。”

“那儿有多少律师？”

“十二个。这是我们十年前兼并的一个小事务所。谁也不记得确实的原因。当然，是些好孩子，好律师，是一个老事务所剩下的人，当初因为棉花和谷物商人云集于此而繁荣。我认为那是与芝加哥相连的纽带。不管怎么说，在信笺上多个地址也挺好。你到过孟菲斯吗？”

“我生在那儿，记得吗？”

“噢，是的。”

“我去过一次，数年前去看过我的姑姑。”

“那是个水乡古城，相当悠闲自在。你会喜欢的。”

亚当坐在桌子对面正对古德曼的座位上。“今后的几个月里我怎么可能去欣赏风光呢？”

“说得好。你必须尽快去一趟死监。”

“我后天会去那儿的。”

“好。我会给典狱长打电话。他的名字叫菲利普-奈非，黎巴嫩裔，够怪的。黎巴嫩裔在密西西比三角洲为数不少。无论如何，他是个老朋友。我会告诉他你要去。”

“典狱长是你的朋友？”

“是的，这要追回到数年前，一个叫梅纳德-托尔的坏男孩儿，他是这场战争中的第一个受害者。我想他是在一九八六年被处死的，之后我和典狱长成了朋友。如果你肯相信，他是反对死刑的。”

“我不相信。”

“他讨厌死刑。你会学到一些东西，亚当，死刑在这个国家可能很普通，但是被迫去执行它的人并不支持它。你就要见到这些人了：那些与囚徒接近的警卫，那些为了有效地行刑而必须事先计划的行政管理人员们，那些要在一个月之前就得进行行刑演习的监狱员工们。那是世界上一个特殊的小角落，一个非常压抑的角落。”

“我都等不及了。”

“我会跟典狱长谈一谈，并拿到探视许可。他们一般会给你两个小时。当然，如果萨姆不想要律师，也许五分钟就够了。”

“他会和我谈的，你说呢？”

“我相信会的。我想象不出那个人会有什么反应，但他会跟你谈话的。也许要两次探视之后才能让他签字，你能行的。”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见的他？”

“两年前。华莱士-泰纳和我去的。你需要去泰纳那儿摸摸底。在过去的六年里，他是这个案子的指定律师。”

亚当点点头，开始考虑下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九个月里他一直在采用泰纳的研究成果。

“我们先以什么理由起诉？”

“我们以后再谈这些。泰纳和我将在明天一早碰头再审查一遍这个案子。不过，一切都得等到我们听到你的消息之后再说。如果我们不能代理他，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亚当正在想报纸上的照片，黑白的是一九六七年萨姆被捕时拍的，还有杂志上的照片，彩色的是一九八一年第三次开庭所拍，另外他还把一些电视片段剪接成了一个关于萨姆的三十分钟的录像片。“他什么样子？”

古德曼把他的笔放在桌子上，摆弄着他的领结。“中等身材，消瘦——在死监里你很难看见胖子——神经质并且营养不良。他烟抽得很凶，在那里这很普通，因为没有什么可干的，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在走向死亡。烟的牌子挺古怪，好像叫蒙特克莱，蓝色的烟盒。在我的记忆里，他头发灰白并且多油。这些人不是每天都洗澡。他后边的头发较长，可那是两年前了，脱落的不多。胡子也是灰白的。他有不少皱纹，怎么说他也是快七十的人了。加上他烟抽得太多。你会注意到在死监里白人看起来不如黑人。他们一天监禁二十三个小时，所以似乎被漂白了。很苍白，公平地说，几乎是病态。萨姆是蓝眼睛，五官端正。我想萨姆-凯霍尔曾是个英俊的家伙。”

“我在父亲死后知道了关于萨姆的事，我问了母亲无数个问题。她没有给我多少答案，但她确实告诉过我萨姆和我的父亲在相貌上不怎么相似。”

“你和萨姆也一点也不像，这是不是你正要问的？”

“是呀，我猜想。”

“他从你学会走路就没见过你，亚当。他不会认出你的。没有那么容易。你不得不自己告诉他。”

亚当目光茫然地盯着桌面。“你是对的。他会说什么？”

“这可把我问住了。我估计他会因震惊而说不出多少。但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可是读过很多东西，表达能力不错。他会考虑了再说。也许需要几分钟。”

“你像是有点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他是一个可怕的种族主义者和偏执狂，而且对于他的行为没有一点悔恨的表示。”

“你确信他有罪。”

古德曼嘟囔了一下并笑了笑，他在考虑如何回答。为了决定萨姆-凯霍尔是否有罪已经进行了三次审判。至今九年了，这个案子经过各上诉法庭的反复推敲，也被众多的法官复审过。数不清的报纸杂志的文章调查了爆炸事件及其相关的背景。“陪审团是那么考虑的。我猜想这是最关键的。”

“可是你呢？你怎么想？”

“你看过档案，亚当，这个案子你研究了好长时间。毫无疑问萨姆参与了那次爆炸。”

“但是？”

“有数不清的但是。什么时候都有但是。”

“他没有操作爆炸物的历史。”

“确实。但他是三K党恐怖主义者，他们搞起爆炸像一群魔鬼。萨姆给关起来后爆炸就停止了。”

“但是在克雷默之前有过一次爆炸，一位见证人声称他看见两个人在一辆绿色的庞蒂亚克车里。”

“确实。但是见证人未被允许在法庭上作证，而且那个见证人是在凌晨三点刚离开酒吧。”

“但是另一个见证人，一个卡车司机，声称他看见萨姆在克雷默爆炸前的几小时正在克利夫兰的一个咖啡馆和另一个人谈话。”

“确实。但是卡车司机三年来什么也没再说，并且在最后一次开庭时没有被允许作证。太遥远了。”

“那么谁是萨姆的同谋？”

“我怀疑我们会不会知道。亚当，记在心里，这是一个上了三次法庭的人，他还从没有上证人席指认过谁。他事实上什么也没对警察讲过，对他的辩护律师也只讲过一点，和他的陪审团则一个字也没说过。在过去的七年里他什么也没有告诉过我们。”

“你认为他是单独行动的吗？”

“不。他有人帮助。萨姆心里揣着一些难解的秘密，亚当。他永远不会说的。他要遵守三K党的誓言，他抱着一种偏颇、浪漫的观念，把这当作他永远不应违背的神圣誓言。他的父亲就是个三K党徒，你是知道的。”

“是啊，我知道，别提醒我这个。”

“对不起。无论如何，在这场游戏中去发掘新的证据已经太晚了。如果事实上他有个同谋，他应该很久以前就讲出来。也许他应该告诉联邦调查局。也许他不该拒绝地区检察官的说合。我不知道，但是当你已被指控犯有两项一级谋杀罪并且面临死刑时，你就会开始交代了。你会和盘托出，亚当。你会只顾保住你自己，让你的同伴去操心他自己。”

“要是没有同案犯呢？”

“有的。”古德曼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名字，隔着桌子递给亚当。他看了之后说：“温-莱特纳。这个名字挺熟。”

“莱特纳是联邦调查局负责克雷默案子的官员。他现在退休了，住在欧扎克的一条可钓到鳟鱼的河旁。他喜欢讲述当年在密西西比州三K党和人权运动时期的战斗故事。”

“他会和我谈吗？”

“噢，当然。他是个啤酒桶，等他喝到半酣就会讲出那些惊人的故事来。他不会泄漏任何机密，但对于克雷默爆炸案他比任何人知道得都多。我一直怀疑他知道的要比他讲出的多。”

亚当析起纸条放进口袋。他看了一眼手表，快下午六点了。“我得赶快走。我要收拾一下，还有好多事。”

“我明天会把档案寄过去。你在见过萨姆之后立刻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我能说句话吗？”

“当然。”

“尽管他们是那样，我还是要代表我的家人——我的拒绝谈论萨姆的母亲，我的只是低声念叨他名字的妹妹和我那在孟菲斯的拒不承认曾姓凯霍尔的姑姑——一还代表我故去的父亲，对你和事务所所做的一切说声谢谢。我非常尊敬你。”

“不客气。我也尊敬你。现在到密西西比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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