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陰無賴】

我不搶官做，但我喜愛官人的貴氣。中國民間有幾椿貴氣事兒，新郎新娘是

貴人，新女婿到丈人家，外甥到娘舅家，皆是貴賓，做官在人前的貴氣亦是像這

樣的居於其位，而非權力或架子，做新郎新娘是不曾習慣的，做官亦寧是不熟練

的好。

我不曾行過官勢，而且於官場不慣。在上海有個相識是生意人，家裡要娶婦

，但是房客不肯遷讓，來問我想法子，我覺此事只可好好的商量，由我出面寫信

與那房客，焉知那房客不信，說做這樣大官的人豈有這樣客氣，一定是假名冒充。乃至我鬥日本人，鬥周佛海李士群，鬥汪先生，亦不是憑藉權力。再說我的外

行。在香港時江夫人給我的機密費，我都不知即是津貼，卻以為必要用於公事，

就以之發動外圍政治團體，按月向江夫人如實報銷，焉知汪夫人連看亦不看。及

後到了上海，我想這種外圍工作不用我管了，幾次三番拒絕接受，纔把這機密費

來停了。

一次有個蘇州縣政府的祕書來見，應對之間那樣的規矩恭敬，我巴不得他就

走，他送我一軸明人的畫，我連那畫亦不喜。我害怕人家對我卑躬屈節，可是我

亦很少與人稱兄道弟，卻多是帶姓稱人先生。一次汪夫人與我說、「你只當汪先

生是你的大哥，當我是你的姊姊，依年齡我做你的姊姊也做得過。」我聽了也不

接下聯。我在汪先生夫婦前原如子弟般端正聽話，但仍願他們待我如賓。汪先生

對周佛海他們是帶名稱先生，對公館派的人則只稱名，惟對我稱蘭成先生。

還都後周佛海林柏生他們都官比我大，惟因起初一段地位差不多，所以仍是

平交人。但這還是因為我的性情，不但是因為歷史關係。我也許像孫悟空，那孫

悟空初到天上為弼馬溫，問是幾品官，人答無品，他道「無品想是貴極了」，我

想著不禁好笑起來。後來他為齊天大聖，亦不知到底是玉帝所封，抑是他自己所

封，我卻愛他的在天上遨遊無事。

我與同僚少搭訕，次長軍長級以下的官我連不識得幾個，與日本人我更一個

亦不來往，有點眼睛裡看得東吳無人。我在南京有官邸，但常住上海，侄女青芸

已與阿啟從胡村出來，上海家裡即由她當家。南京惟一個月中去一二次。我很少

到宣傳部，因凡事有林柏生在辦。我每去南京只是見見汪先生。我兼任汪先生的

機密祕書凡四年，卻沒有到過祕書室。汪先生有事叫我去，總在客廳裡見。

我不但於官場是素人，於政治亦是素人。我與同僚不但少作酒食冗談，且亦

沒有事需要鄭重商談。我對秘聞無興趣，不去留心甚麼內幕。我出入汪公館，沒

有一次洩漏祕密，因為根本沒有祕密。官場的起居往往被看成政治化，在汪公館

我卻見國家大事亦只是家常，所以好。

我去汪公館，有時即在那裡喫飯。通常是午飯分兩桌，汪先生夫婦與兒子女

兒媳婦，及褚民誼，陳春圃，林柏生夫婦，陳國棋陳國強兄弟等，我來亦一道。

汪先生上座，右手汪夫人，媳婦傍婆坐，餘人均隨意就坐。菜是六肴一湯，飯後

有水果，要算得簡單，只因為汪先生，遂覺有似帝王的供饌撤饌，可以寫入雅樂。汪先生來到，諸人亦不是畏懼，而只是自然端正起來。喫飯亦是一相，汪先生

胃口最好，且總是開開心心的，看他談笑飲食，真像生龍活虎。

夜飯比年飯熱鬧，有時曾醒方君璧亦來，還有褚民誼太太，便改為大圓桌，

團團坐在一起，菜亦增為十道。曾家方家褚家都是汪先生的親戚，曾醒是黃花崗

烈士方聲侗之妻，曾仲鳴之姊，與方君璧是姑嫂，大家都叫她曾三姑，當年孫中

山先生在時亦敬她是同志姊妹，方君璧則從小在法國的時候多，繪畫有名。曾醒

原來倒是個有膽識的，方君璧人很老實，她那本色倒也是一種活潑，但我在汪公

館見她們像舊式名門婦女的不多說話。汪先生對她們很客氣。就中惟林柏生太太

等於女官，她在汪夫人跟前如同女兒，汪先生亦拿她當個小學生，她有點像紅樓

夢裡的鳳姐，卻漂亮現前，使人感覺是在廣州五月裡。

汪主席公館亦如同尋常百姓家，惟何時都好像在過節日的有喜氣貴氣，原來

汪先生的憂國憂民，日理萬機，夜裡還批公事到更深，亦只如百姓人家在吉日良

辰承當大事。公館裡的人無雜言，不胡亂行走，客廳裡與房間裡沒有甚麼陳設，

自然簡靜，氣象壯闊。我只有幾回穿房過戶，都是汪夫人叫我。樓上只汪夫人帶

我上去過一次。見有一個房間是汪先生夜裡批公文的，亦在那裡寫字做詩，像個

書房，一般無特別處，但每經過，使人憬然作念。

汪先生要算得待我好。從來王者興於民間，跟他打江山的一代新人皆是政治

素人，汪先生是一個極練達的行政人才，卻一直保有政治素人的氣概，所以我那

樣的外行話他也能聽。陳公博周佛海他們於公餘之暇寧可胡調，不談政治，因為

他們的政治沒有性情，所以要以嗜好來調劑。汪先生可是沒有這樣的公私之分，

雖晏息之時，談政治說國事亦無不宜，因為這裡自然有著性情。有言「政事文章」，政事是可以好到即是文章。而且汪先生這個人又最清，私生活亦別無嗜好。

我是如同民間人，所以敢平視日本軍，亦平視重慶延安，亦平視南京政府，

而汪先生亦到底不能把我收伏。

汪先生把和平不僅看作外交政策，而看作革命的課題，說「和平反共建國」

，這實在是他的廣大。當初自滿洲事變以來，汪先生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他說、「和平未到絕望關頭，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到了這關頭，他便提出焦土抗戰。國軍自上海南京武漢敗退到重慶而止，汪

先生當即有了自信，知日本不能征服中國，即改焦土抗戰為抗戰建國。此與後來

他說的和平反共建國，日本欲戰則與之戰，日本求和則與之和，前後原是一貫。

而使我動心的是汪先生說的建國。他到底是孫先生的學生，何時都不忘記「革命

尚未成功」。便是他的召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與組織政府，我雖稍嫌其是烏合

之眾，但亦敬服汪先生的白手起家，驅市人以成朝廷，如韓信的使用爛兵兵爛卒

卒亦可以是堂堂之陣。他像孫先生的動不動開府，自稱本大元帥，本大總統，比

起滿洲國政府及維新臨時兩政府的奉旨組織，汪政府到底是從民間興起的，多少

有著革命的氣概。

但我總心有不滿，嫌只嫌同僚們對日本魄力不夠。艷電裡原說「日本亦不能

滅亡中國」，汪先生雖承認中國已敗戰了，但程度還遠不至於被征服，故可以和

平，縱或有所讓步，但非城下之盟，遠不至於國體的屈伏。且此有限度的敗戰，

尚可曉以道義及遠大之計，或者可能使日本不以戰勝者自處，中國不以戰敗者自

處，而做到雙方資格完全對等的和約。可是周佛海梅思平並不體會汪先生的意思

，他們看得中國敗戰的程度已瀕於被征服。汪先生沒有說再抗戰下去中國將亡於

日本，他只說再抗戰下去中國將亡於共產黨，但周佛海梅思平他們則以為日本有

滅亡中國的力量。我對周佛海梅思平他們不快即是在此。

和平運動初起時我對於議和的雙方資格問題，與汪先生的想法完全一樣，但

到上海之後，接觸了日本軍與日本的所謂國策，我起了反感，變得相信中國根本

未敗戰，連有限度的敗戰都不是，第一次是對日本海軍報導部長，我就如此抗辯。我這對於雙方形勢的新判斷，未必是根據何種標尺，而寧是因為與中國民間樣

敢於平視強權。昔人說、「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我是身在東吳而看得東

吳無人，連那日本軍在內。

和平運動原該是革命的。但這革命又是怎樣的革法呢？說抗戰建國或和平反

共建國，不過是政策該與革命結合，卻未曾說明了革命，又汪先生的行事，乃至

我的敢於平視日本軍，亦平視南京政府，平視重慶政府，雖多少有著革命的氣概

，但除了氣概還有本體，這革命的本體又是甚麼呢？我卻簡直茫然。

我早先相信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前此在香港，我還拿汪夫人給我的機密費

幫助托派，言明無條件，連接受個人友誼的贈與若亦躊躕，那麼你們只當是路上

拾來的好了。是一位姓王的推卻不過，兩次纔接受了約五百元港幣，但他報告上

去，上級仍命他如數都退還給我了。托派的貞介我至今猶敬，而我不加入做共產

黨員，彼時是謙卑，量量自己不大會服從紀律，怕一旦弄到對不起這樣崇高偉大

的黨。說實話我是不慣將身許人，幼年要我叫俞家義父義母就千難萬難，其後亦

不肯在郵局定終身，現在雖做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我亦自己看看不像個黨員。

我原來於知求其必至，於事求其必達，還比他人認真，如我看錯了七七事變

，以為它不會擴大的，及後竟擴大了，我有一年半載切切在心，非到找出了當初

觀察錯誤之故，不肯罷休。又如我在汪政府，終也沒有過一刻兒玩忽，卻是每每

思前想後，他人未憂我先憂。雖然如此，我的性情卻又是對於理論乃至於天下事

的成敗有一種灑然。而且彼時我一面仍敬重托派，一面卻在南京做官，於自己的

思想的衝突彷彿是對之不求甚解，好像陶淵明的讀書。

彼時我自己也說不明白，單是漸漸覺得無產階級革命好像不對，我雖一直不

喜史大林派，而且現在我是跟汪先生在做和平運動，但毛澤東宣佈放棄階級鬥爭

，單是像民兵一樣的抗戰，似乎比托派更有世俗的好。而如此我乃更茫然了。是

和平對抑是抗戰對，這樣的問題我倒還不甚措意，我所弄不明白的是和平或抗戰

的基本，即革命的問題。

在那一段期間，我把學得來的東西都丟開，回到了世俗人們的各式各樣的想

法，糊塗也罷，幼稚也罷。一次我冒冒昧昧的問汪先生、「和平建國豈不就好，

為甚麼要加上反共？延安今已宣佈放棄階級鬥爭，我們似乎不值得強調反共了？」我亦不過是這樣的問問，其實並沒有卓見，不料汪先生即刻臉上變色，斷然道

、「共產黨無論做甚麼，都是決不可信的！現在我們與重慶爭中華民國的命運於

一線，即在於反共或被共產黨所利用！」但我聽了仍將信將疑，多半不以為然。

我又一次向汪先生說、「和平運動要以東南沿海城市的民族產業資本家為基

層，如此來組織可好？」我這話實在可笑，簡直不像是我說的，那是北伐國民黨

裡的新派以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的想法，我說時連自己亦不相信，汪先生聽了

當然不納。如今回想起來，汪先生總要算得待我好，我雖說錯了話，他亦不使我

難堪。

還有一次是我與周佛海說起，我道、「我們如今實際只有和平政府而無和平

運動，我們應當發動民眾團體，如工會農會學生會婦女會商會公廠聯合會等，使

和平運動革命化。」周佛海卻道、「革命又怎樣革法？我說實話，民眾團體又有

甚麼用！」佛海是共產黨過來人，凡從共產黨脫退的，提起革命與民眾團體就反

胃。他的話我當然也不佩服。

可是民間這些年來把革命這個字聽厭了，我便亦厭見林柏生的文章裡加進革

命的話，他無非是迎合汪先生罷了。那麼中華民國的一代大事到底將是怎樣的呢？我是後來從離開了汪先生之後在武漢，又後來汪政府覆滅後我逃亡在溫州，纔

弄明白了是民間起兵，而結果是人民解放軍來做了我的相知與佐證，我雖也欣喜

，但是著實咨嗟。我之所以竟能弄得明白，倒是多靠早先那一段的糊塗，那幼稚

可笑至少有從理論解脫的可愛。

彼時是抗戰生於民間起兵的氣運，而和平運動則不能，故汪政府的人士氣不

揚。但和平運動亦不是沒有做法來結合民間起兵的氣運的，而後來的共產黨禍亂

亦不是命裡註定的，可惆悵的只是彼時我亦見不及此，不能啟發汪先生，以至於

有今天的生民塗炭，那一段情由，仍是歐陽修說的、「雖曰天命，抑亦豈非人事

哉？」

詞裡有「曉陰無賴似窮秋」，其實卻是春天，中華民國當年汪政府的一段，

乃至今日共產黨的政權的事，亦皆像這樣。連我的吊兒郎當，亦是這種無賴。三

個政府皆於我有合有不合，到底不能勉強，而汪政府彼時，我是還都那年夏天起

即不再作汪先生的代言人了。昔年孫中山先生即不曾有過代言人，汪精衛胡漢民

鄒容吳稚暉諸同志只是各人說他自己所要說的，沒有禁忌，卻能自然不相違反，

如今汪先生倒亦是這樣待我。可是我到底辭去了中華日報總主筆兼職，雖汪先生

不准，但我自己准了自己。此後我尚留在南京政府裡，惟因汪先生的作風尚未成

一種類型，而且我也珍重政治現前的一笑一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