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克莱尔都是工作狂，又年富力强，所以根本不用闹钟，特别是周一的早晨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周工作挑战的时候。我们五点钟就已起床，五点三十分吃点麦片粥，然后就各奔东西了，甚至比赛似的看谁先离开家。

可能是喝了些酒的缘故，我一夜没有做梦，没有梦到周末所发生的事情。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决心从此以后要让自己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保持一定距离。但我仍要参加葬礼，不时地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做些公益性的工作，并且保持同莫迪凯的友谊，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去。也偶尔会到多利小姐那儿帮忙，去为无家可归的人做饭。我会捐一些钱让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我想我如果出钱肯定比那些穷律师出得更多。

我来到办公室时，天色尚未亮，我决心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一连工作几天，这样可以调整我自己。我近来的所为已和我的事业脱了轨，这样疯狂地工作一阵子会把事情正过来。只有傻瓜才会离开我现在的轨道而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我乘电梯时特意不再进那位先生曾经乘过的那一部。他已成为了历史，我决心不再想他。我也不再去看那间会议室，当时他就死在那里。我把公文包和大衣扔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去冲咖啡。还不到六点钟，我就已走在办公大楼的厅廊里，与这位同事打个招呼，与那位职员问个早，脱去上衣，卷起袖子，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架势。

我先浏览了一下《华尔街日报》，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报纸是从不报道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接着我又读了一下《邮报》，在“大都市”栏中对朗蒂-伯顿一家有一段简单的报道，还有一幅照片，是她的奶奶在一所房子外面哭泣的情景。我看过之后，把报纸放到一旁。我比报道的内容知道得更多，我已决心不再为之所动。

在《邮报》下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律文件大小的马尼拉纸文件夹，这类文件夹我们公司每天不知用上多少。上面没有任何标记，所以格外让人疑惑，它就放在那里，没有封口，在我的桌子角上，一定是有人偷偷地放的，我慢慢地打开它。

里面只有两页纸，第一张上就是《邮报》上昨天登载过的那报道的复印件，也就是我昨晚给克莱尔读过好几遍的那个报道。在这张纸的下面是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官方文件中提出来的一份档案，标题上写着：被驱逐者的名单——河橡公司。

在左栏中有从一到十七的编号，其中第四号就是德文-哈迪。第十五号上写的是朗蒂-伯顿以及三四个孩子。

我慢慢地把这份档案放在桌子上，先是站在那里，然后又走到门边，把门锁好，又靠门站了一会。开头的几分钟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我注视着桌子中间的那份档案，我不得不相信这份档案是真实可靠的，可是是谁把它放到我这儿来的呢？于是，我又一次拿起这份材料，仔细看，在第二页纸下面，就在档案里，这位不肯通报姓名的人用铅笔写下这样的字：这次驱逐住户的行动是不合法的，也是不人道的。

这些字都是用印刷体字母写成，很显然是怕我分析字迹而认出写字的人。笔迹也十分不清楚，就好像用铅笔十分轻地在档案上写上去的。

我的办公室门一直锁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我一会儿站在窗前看日出，一会儿坐在桌子那儿看看这份档案。楼厅，走廊中的人渐渐多起来，我可以听到波利说话的声音。我打开了门，向她问好，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并要继续装下去。

整个一个上午除了开会还是开会，其中有两个会是鲁道夫和他的客户的。我表现得很得体，尽管我已根本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鲁道夫看到他的一员干将又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岗位，他感到十分骄傲。

我对那些仍想谈起人质事件或问起我事后感觉的人都不很客气。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所以，人们渐渐就不再关心这些事了。后来，父亲给我打来电话。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打电话到我办公室的我也记不清了。他说孟菲斯在下雨。他每天就在房子周围坐一坐，感到很无聊，还说他和我妈妈对我都有点担心。我对他们说克莱尔挺好，为了怕他们进一步问起她，我找了个话题，把她弟弟詹姆斯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在我婚礼上曾见过他一面。我表现出对克莱尔一家人的关心，这能让他高兴。

爸爸往我办公室里通了电话，他很高兴。我仍在这里工作，挣着大钱，而且会越挣越多。他要我常给他打电话。

半小时后，我的哥哥沃纳也从他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区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他比我大六岁，也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大公司股东，是一位不受任何限制的律师。沃纳和我小时候并不总在一起，但我们在一起时又是彼此感到很愉快。在三年前他离婚期间，他几乎每周都打电话给我，把他的心里话和我说一说。

他也和我一样是个守时的人，所以，我知道我们的电话不会很长的。“多和爸爸谈一谈。”他说，“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我想他是会告诉你的。”

“我知道你现在的感觉，我们都经历过。你工作努力，收入可观，从来不停止地帮助小人物。后来发生了点事，你就回想起法学院，想到我们在一年级时的事情，那时我们充满理想，想将来用我们的法学知识来拯救人类，你还记得吗？”

“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一点不错，我们一年级时，学校做过一次调查，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都想学公共利益法。可三年后当我们毕业时，大家又都想去挣大钱去了。我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法学院让你变得贪婪。”

“大概是吧，我们公司有一项计划，你可以有一年的假期，就像学术年假之类的假期，在这一年之中你可以从事公益法。十二个月后你再回来，就像从来没离开一样。你们公司怎么样？”

文塔吉-沃纳有过同一个问题，他已然解决了这个问题，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十二个月，我就可以脱胎换骨了。真是一条捷径，而且我的前途也不受任何影响。

“可非股东成员不行，”我说，“我也听说有一两个股东曾离开这里为别的什么机构干一两年，然后又回到这里。但从来没有一个非股东成员这样做过。”

“但你的情况不同，因为你是这一公司的成员，精神受到极大伤害，甚至几乎丧了命。我会用我的力量去说服一些人，告诉他们你需要一段时间休息。就休一年吧，然后再回来干。”

“这可能会奏效。”我说，尽量不打击他的情绪。他是A型行为者①，有时会一意孤行，常常一句话不当就会争论起来，特别是在家庭成员中问。“我得忙去了。”我说，他也有事要做，我们约定以后再详谈。

①A型行为是一种行为类型，常表现为高度进取心和紧迫感，性情急躁，凡事认真求全。这类人易引发心脏病。与之相对的B型行为则是轻松悠闲，无紧迫感。这些用语是美国心脏病专家MeyerFriedman等人首先使用。

午饭是与鲁道夫以及一个客户在一家豪华的饭店吃的。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工作午餐，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喝酒，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客户对这段时间也要付费。为鲁道夫一小时要付四百美元，而我则是三百。我们连工作，谈话，再加吃饭共是两个小时，那位客户就要为这顿午餐付出一千四百美元。我们公司在这家饭店有账户，所以饭钱可以记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账上，如果教堂地下室的伙食管理员也把账记在这位客户的账上就好了。

整个一个下午又是不停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仅凭我的意志力就能使我看上去是精神抖擞、干劲十足的，所以这些事我是应付裕如的。我这样每天的收入都是十分可观的。但反垄断法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显得繁忙和无聊。

直到五点钟时我才得空一个人坐一会儿。我和波利说了声再见，又锁上了门。开始打开那份神秘的档案，并在记事本上胡乱地记一些什么。划了许多带箭头的线条，从各个方向指向河橡公司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其中大部分箭头都指向了布雷登-钱斯，这个我曾在档案中看到的房地产股东。我想送这档案来的是他的律师帮办，那个曾听到过我们尖刻的话，并在几秒钟之后当我们离开他们房间时把钱斯比作蠢驴的那个年轻人。他对这次驱逐行动的底细一定十分清楚，他会有机会接触这份档案的。

为了避免公司录音，我使用我的手机向反垄断部门的一位帮办打电话。他的办公室从我这个办公室转个弯才到。他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什么人了，而我没费多大劲就知道我所要找的人是赫克托-帕尔马。他在公司已工作三年了，一直搞房地产方面的工作。我想找到他，但是不能在公司里找他。

莫迪凯打来电话，他问我晚饭打算在哪儿吃，他说：“我请客。”

“请我喝汤？”

他笑了：“当然不是，我知道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我们约好七点钟碰面。克莱尔又回到那种外科医生的精神状态中去了，把时间、吃饭、丈夫早就忘到了脑后。她下午三四点钟才上班，简简单单说上两句话，然后就不知何时才能回家，总之是不会早的，至于晚饭男人只有自己照顾自己了。这一点我并不反对。她已从我这里学会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了。

我们在杜邦广场附近的一家餐馆碰头。餐馆里酒吧柜台前站满了一些收入可观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在进城上班之前在这里喝点什么。我们是在后面一个小包厢里喝着啤酒。

“伯顿的事越来越引人瞩目。”他呷了一口干啤，说道。

“对不起，在过去的十二小时里我就像在山洞里一样，外面什么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许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四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都住在汽车里，一起死在了大街上。他们死的地方就离国会山不到一英里，而国会山上还正在开会要改革福利政策，这会使更多的母亲和孩子流落街头。你看吧，有好瞧的了。”

“这样一来，他们的葬礼就会更让人注意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已经和十几个这方面的积极分子谈过话了，他们打算把他们的人都带上，这样葬礼的会场就会挤满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报纸、电台又会报道一番。四口小棺材再加上他们母亲的棺材排成一排，摄影，照像，六点钟的新闻你就看吧。我们先集会，后游行。”

“这样一来，他们的死很可能带来好的结果。”

“很有可能。”

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大城市的律师，我当然知道每次午餐或晚餐的邀请背后总是有些目的的。莫迪凯准是找我有事，从他的眼神我就看得出来。

“知道他们为什么成为无家可归的吗？”我问道，试探一下他是否知道什么。

“不知道，大概和其他无家可归的人情况差不多吧。我还没来得及打听这些事。”

我转念一想，决定还是先不能告诉他那份神秘档案和里面的内容。这还是保密的。我能知道这件事只是因为我在公司中的位置。要把我所知道的一位客户的活动情况曝光，是有违职业道德的，更何况我还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侍者上了色拉，我们开始吃起来。“我们今天下午开了个会。”莫迪凯边吃边说，“我一个，亚伯拉罕一个，还有索菲亚，我们需要有人帮助。”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什么样的帮助？”

“还需要一名律师。”

“我想你已破产了。”

“我们还有一点储备，我们打算采取一种新的营销策略。”

十四街的律师事务所还在考虑什么营销策略让人听起来感到滑稽，但他却是认真的。我们俩都笑了。

“如果我们要是再有一个律师每周花十小时的时间来搞募捐，那他就能自给自足。”

我们又是相视一笑。

他继续说道：“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也不得不说，我们的存在将依靠我们募捐的能力，科恩信托公司每况愈下，幸好我们还没去行乞，不过，现在情况变了。”

“其他的工作呢？”

“搞贫民法，你对这个不外行，我们那个地方你也看见了，就那么个地方，索菲亚是个泼妇，亚伯拉罕是个蠢货，客户身上尽是味儿，钱吗，就是叫人笑掉牙的几个子儿。”

“工资是多少呢？”

“我们一年可以给你三万，但我们只能先付你头六个月的。”

“为什么呢？”

“信托公司六月三十日结账。到那时他们会告诉我们下一个财政年度会有多少钱，新的财政年度是从七月一日开始。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储备来支付你后六个月的工资了。最后我们四个人再把支出之余的钱分了。”

“亚伯拉罕和索菲亚会同意吗？”

“他们同意，我没费多少口舌，我们想你和律师界很熟，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人长得也帅，这些加到一块，你要是搞募捐真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要是我不愿意搞募捐呢？”

“那我们四个人的收入就更低了，每人每年能拿到二万就不错了。甚至会是一万五，如果公司再一垮，我们也得流落街头，和我们的客户没什么两样了，成了无家可归的律师了。”

“这么说我成了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前途和希望了？”

“这正是我们的意思。我们把你作为正式股东，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着急去吧。”

“我有点动心。”我说，但我也有点害怕。这份工作报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的，只是这件事实际是向我敞开了一扇门，而我实在是犹豫不决：是进还是退。

黑豆汤上来了，我们又要了一些啤酒。

“亚伯拉罕是怎么个人？”我问道。

“他是布鲁克林人，犹太小伙子，他来到华盛顿是做莫伊纳汉参议员的工作人员，在国会山上待了几年，后来失业流落街头。这个人绝顶精明，他经常和那些大公司的公益律师合作办案，他现在正在催促统计局把无家可归的人数量搞准，也在要求特区的教育系统要保证无家可归者的孩子能有书读，他不会为人处事，但他在幕后策划方面十分擅长。”

“那索菲亚呢？”

“她是个职业社会工作者，在法学院夜校听课长达十一年，无论言行都与律师无异，特别是在和政府工作人员打交道时更是这样。你一天不止十次地听她在接电话时说：‘我是索菲亚-门多萨，法律代理人。’”

“她也是秘书吗？”

“不，我们没有什么秘书。我们自己打字，整理档案，冲咖啡。”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嗓门，“我们三个人已在一起工作多年了。迈克尔，我们都是老面孔，老一套了，说实在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面孔，新的思路。”

“工资倒是挺吸引人的。”我说，勉强做出幽默的样子。

他也笑了：“我们不是为钱而工作，而是为了我们的灵魂。”

我的灵魂让我几乎一夜未能入睡。我有退出的勇气吗？我是否认真考虑过选择一个收入如此之低的工作呢？这就等于是向数百万美元说再见。

我所梦寐以求的东西将成为泡影。

但是时机是很不错的，婚姻一结束，如果一切都来个戏剧性变化也是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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