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之前她就离开了，在桌子上给我留了一个措辞温馨的条子，告诉我她要去查病房，在大约十多点钟回来看我。她还说她已和医生谈过了，好像我不会有事的。

我们看上去是挺正常、挺幸福的一对儿，是互相关心彼此相爱的一对好夫妻。我有时也纳闷，我们怎么就要分手了呢？

是七点钟左右一个护士把我唤醒把那个条子递给我的。当她向我说天气情况和量血压的时候，我又读了一遍那张纸条。天气是雨夹雪转雪。我向她要报纸看看，她在三十分钟后送麦片粥时一块儿带来了。昨天夜里那个事件在报纸都市版的头版报道了。那位缉毒警察在枪战中身中数枪，现在生命垂危。他打死了一名贩毒分子，另一个就是开豹牌汽车的那个人，他在撞车时当场死亡，其情况尚需调查。我的名字没有被提到，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如果这一报道不涉及我，我才不去关心呢，因为警察和毒品集团之间几乎每天都有枪战，其中的原因我不会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欢迎来到贫民中间，我努力说服自己这类事对任何在特区工作的人来说都可能会发生，但并不是很容易就碰上的。在这个城里的这一地区如果夜间出去就等于自找麻烦。

我的左臂上半部分有些肿，一碰就有些痛。我的肋骨有些痛使我不敢转身。当我呼吸时也有些疼痛。我挣扎着走到卫生间，到那里解手顺便照照镜子看一看我的脸部。一个气袋就如一颗小型炸弹，当时把我的脸和胸震麻木了。但没有更大的伤害：只是鼻子和眼睛有些肿，上嘴唇有点变形，到周末这一切都会消失的。

护士又拿了一些药进来，我让她把每种药都向我说一下名称，然后我说不必服这些药，它们只是治疗痛疼和身体不能活动的，而我所要的却是一个清醒的头脑。七点半钟时，医生们来了，很快做了个检查，由于我没有什么严重损伤，我很快就会出院，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但他们还要做X光透视，我想说不，但他们说我妻子已和他们说好了。

我在屋里走来走去，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看我身体上受伤的部位到底怎么样。然后又看报纸上乱七八糟的新闻，希望这时不要有什么我所认识的人进来看见我穿着这一身黄色的佩斯利长衫。

在特区要想找回一辆撞坏的汽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事故刚发生后不久就去寻找。我开始找电话簿，这是唯一可以得到信息的地方，但是打了一些电话寻问负责交通的部门，一些部门没有回音，而有一些部门的回答也是漠不关心的。现在还太早，天气不好，又是周末，谁愿意没事找事儿呢？

大部分撞坏的汽车都拖到拉斯科路的一个废车停放场，在城的东北边。这个消息是中央管辖区的一个秘书告诉我的，她曾在动物控制中心工作过。我给各个警察分局打电话，但他们说有些车也可能拖到市里其他几个停放场去。那位秘书告诉我，我的车很可能在废旧汽车拆卸场。这个拆卸场是一个私营企业，她解释说，所以这很可能会引出麻烦。她曾在交通部门工作过，但很不喜欢那儿的工作。

这时我想起了莫迪凯，这是一个与平民百姓接触最多的一个新的信息源。我一直等到九点才给他打电话，我把事情向他讲述一遍，并让他放心说我虽然住进医院，但没什么大事。我问他如何找到被撞坏的汽车，他倒有些主意。

我把这些情况也打电话告诉了波利。

“你不回来一下吗？”她问道，说话有些结巴。

“我在医院里，波利，你在听我说吗？”

她那头又有些迟疑，证实了我所担心的事。我可以想象到一块蛋糕，旁边放着一杯潘趣酒，大概是在会议室中，五十个人站在桌子周围，每个人都向你敬一杯酒，并说一些你如何如何好的简短发言，这类聚会我参加过好几次。真挺可怕的。所以我决心躲避公司为我举行的欢送会。

“你什么时候出院？”她问道。

“我也说不准，可能明天吧。”我在说谎，我在中午前就会出去，不管医生让不让我出去，我都要走。

又是一阵犹豫不决。蛋糕，潘趣酒，那些忙人的重要讲话，或许还有一两件礼物什么的。她怎么能处理得了。

“太遗憾了。”她说。

“我也是一样。有人找我吗？”

“没有，到目前还没有。”

“好，请你告诉鲁道夫一下我出了点事故，我待一会再给他打电话，就这样吧。他们又要给我做检查了。”

就这样，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很有前途的事业宣布结束了。我连最后的告别或欢送聚会也没有参加。在年仅三十二岁时，我就摆脱了公司的束缚和金钱的枷锁。我剩下的就是跟着我的意识去走。如果我每动一步都不是有人在用刀逼着我，那对我来说就是再好不过的了。

克莱尔在十一点以后来到医院，她同我的医生在大厅里匆匆地说着些什么，我在屋里可以听到一些内容，说的都是他们的医学语言。他们说完之后一起进入病房向我宣布，我可以出院了，我换上了她从家里给我带来的干净衣服。她又用车把我送回家，一路之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也没有可以和解的机会。一次小小的车祸怎么可能会把一切改变呢？她到医院去看我是作为朋友、医生，而不是作为妻子。

她让我坐在沙发上。给我做了碗蕃茄汤，她把我的药一并排地摆在厨房的桌子上，告诉我该怎么吃，吃多少，然后就走了。

我静静地坐在那儿坐了十分钟时间，这段时间足可以把汤吃掉一半还能吃几块椒盐饼干。后来我去接了个电话，莫迪凯也没有发现我的汽车的线索。

看完报上的分类广告之后，我又开始给房地产经营人和地方公寓服务部门打电话，然后我又向汽车服务公司叫了一辆轿车，又洗了一个热水淋浴，让身上的青肿之处得到热敷。

给我开车的人叫利昂，我也坐在前排和他并排坐着，每遇坑坑洼洼车子颠簸时，我尽量不叫也不显出痛苦的样子。

太好的公寓我是住不起的，但至少要安全一点儿的。利昂倒是有些主意。我们在一个书报出售亭，从那拿了两个免费的特区不动产部门的小册子。

按利昂的说法，现在就能住而且半年又可以换的最好的地方是亚当斯-摩根大街，就在杜邦广场北面。那个地区很有名气。那个地方我曾多次经过，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停下来观察一番。

这里的街道两旁的房子还是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时曾流行过的那种联立式排房。里面还都住着人，这种人被特区人们称作“充满生气的邻里”。这个时刻正是这儿咖啡厅和餐馆忙的时候，那些有色情表演的地方就在拐角处，不过到那类地方还是小心为妙。如果像议员那样的重要人物在国会山里让人家从背后搞一下子，那就没救了。

在驶向亚当斯-摩根大街的途中，利昂碰上一个和车一般大小的坑，我们都给弹了起来，在空中停了足有十秒钟，然后重重地摔了下来，我忍不住地尖叫起来，因为我整个左半个身子都像跌散了一样，疼痛难忍。

利昂也吓坏了。我不得不告诉他实情，告诉他我昨夜是在哪儿过夜的。他把车速降了下来。而且他成了我的房产代理人，我们到了一处，他先是扶我上了楼梯，上面是一个很破旧的一套公寓房，地毯散发着一股味，很明显是猫尿的气味，利昂责备女房东说把这样的房子向外出租真有些不像话，她真应为此而感到脸红。当然他说话时还是比较委婉的。

下一站我们去的是同一条街再往北一些的一幢五层楼，我们要租的房在顶楼，这里没有电梯，我简直没法上去，也没有什么暖气设备。利昂又很客气地向房东告了别。

接下来的是一个四楼的顶楼，但有个挺不错的电梯，里面也很干净。这幢联立式楼正在怀俄明路上，离康涅狄格街不远，是条很漂亮的林阴路。租金是每月五百五十美元，实际上没等到看见这个地方我就决心租下了，因为我已经实在不行了，想的更多的是我丢在厨房柜台上的止痛药，没有心思再想别的了，只要租个房子住就行了。

在这个阁楼里有三间小屋子，天棚是倾斜状的，有一个卫生间，水暖设备看样子还是好使的，地板挺干净，还可以看到街上的景物。

“就租它了。”利昂对女房东说。我这时倚在门框上，快要倒下了。在底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我读了一下租约，很快就签好了字，并填写了一张支票，付了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

我告诉过克莱尔我周末搬出去，那么说话就该算话。

如果利昂要是问我为什么从乔治顿大街那样漂亮时髦的地方搬到亚当斯-摩根大街这个三间小鸽子笼，我该怎么说呢？但是他没有问，他是很懂得干他这一行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的。他把我送回我的公寓，就在车里等候着，我进去先吃了几片药，又打了一会盹儿。

正当我服了药，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我跌跌撞撞走过去，抓起电话有气无力地说声“喂”。

鲁道夫在说话：“我以为你还在医院呢。”

我听出是他的声音，但我那迷糊劲儿还没完全过去。“是的，我那时在医院，”我说道，口齿有些不太利落，“现在我出院了，有事吗？”

“我们今天下午都很想念你。”

噢，对了，那蛋糕和潘趣酒的聚会。“不过我真没想到汽车给人家撞坏了，请原谅我。”

“不少的人都想和你告个别。”

“他们可以写封短信，告诉他们给我电传过来。”

“你是不是感到很不舒服？”

“是的，鲁道夫，我感到就像刚让汽车撞了那样。”

“你是不是还在治疗？”

“怎么，你问这干啥？”

“很抱歉，你看，布雷登-钱斯要找你，他一小时前在我办公室，他挺急于要见到你，是不是挺奇怪？”

这时我头脑一下子就清醒了：“他找我干什么？”

“他不说呀，就是说找你。”

“你告诉他我已经离开公司了。”

“我说过了。很抱歉打扰了你。如果有空就过来一会儿吧，这儿还有你的朋友呢。”

“谢谢你，鲁道夫。”

我把药片装进衣袋里。利昂也在车里打盹呢。当我们开车离开时，我打了个电话给莫迪凯。他已找到了事故的报道。是亨德利清障公司把它作为被撞毁的汽车给拖走的。亨德利公司对大多数电话都是记下电话录音，不能立即回答。现在路面很滑，事故很多，这对于有拖车的人来说是非常忙的。大约三点钟时电话才打过来，但也丝毫没有任何帮助。

利昂找到了亨德利公司，就在离第七街不远的罗德岛街。它平时是个加油站，现在又成了修车厂，兼营拖拉出事故的汽车为道路清障的业务，也出售二手车以及出租自己动手的搬家汽车。每个窗子上都装了铁条，利昂想个花招尽量靠近前门。“掩护我。”当我从车里出来冲进去时说道。结果那反弹回来的门还是撞到我的左臂，我痛得弯下腰，一个穿着工作服大衣，满身油污的机械工正转过墙角，他盯着我看。

我向他解释为什么来这儿，他拿起一个记事板，上面贴满了记事的条子。在我后面，我听到有人在谈话，还骂骂咧咧的，他们一定是刚刚赌博回来，又喝了酒，大概还卖毒品。

“是警察拖来的吗？”他说，但仍在看那个记事板。

“我怎么知道的呢？”

“我也不知道。是犯罪事件还是什么？”

“是犯罪事件，不过我的车和犯罪事件无关。”

他毫无表情地看了看我。他脑袋里想的是他自己的事儿。

“知道我的车可能在哪儿吗？”我尽量和颜悦色地同他说话。

“如果他们把车扣押的话，一般都放在佐治亚街，就在哈佛的北边。”

“这个城市一共有多少这样的停车场？”

他耸耸肩要走开。“不止一个。”他说着就走开了。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然后奔向利昂的汽车。

当我们找到那个停车场时，天已快黑了，这里一半用铁链连着，用铁蒺藜拦着，里面堆有数百辆废旧汽车，排放混乱，有些车堆到了别的车上面。

我和利昂站在通道上一排一排地看。“在那边。”我一边指着一边说道。我的车就停在一个小棚子旁边，正面对着我们。当时撞车时是左前方，所以左前方已损坏，护板已没有了，发动机已露在外面，也撞坏了。

“你真是挺幸运的。”利昂说。

在我的车旁边就是那辆豹牌车，顶篷已成扁平状，所有的车窗玻璃全都碎了。

小棚子是个办公室之类的屋子，但门关着，没有开灯。大门都已用粗铁链拦起来了，铁蒺藜在雨中闪着寒光。有几个彪形大汉在拐角处转来转去，离我们不远，我能感到他们在看着我们。

“我们从这儿出去吧。”我说。

利昂开车送我去国家机场，那是我唯一知道可以租到车的地方。

餐桌已摆好了，中国餐馆买来的外卖放在炉子上。克莱尔在等着我，有此为我担心，尽管我说不准她担心的程度，但总还看得出来。我告诉她我租了一辆车，是根据我的保险公司的意见办的。她就像一个耐心的医生那样给我检查了一番，又叫我服了药。

“我想你该休息一下。”她建议道。

“我试了，可是不行。我现在饿了。”

这可能是作为夫妻关系的最后一餐，我们开始是一起吃饭，结束时也是一起吃饭，只是地点不同而已，但都是快餐。

“你认识一个叫赫克托-帕尔马的人吗？”

我使劲将食物咽了下去，回答说：“认识。”

“一小时前他打电话给你，说有重要的事要和你说。他是干什么的？”

“公司的一个帮办，我原定上午要和他一起商量一个案子的，他一定有困难。”

“想必是，他说今天晚上几点钟在M大街的纳森酒吧见面。”

“怎么在酒吧？”我沉思着。

“他没说为什么，但听起来挺神秘的。”

我的食欲一下子就全没有了，但我还是装着若无其事地吃着。并不是真想吃，而是不让她太注意此事。

我步行走到M大街，原来下着小雨，现在已变成了雨夹雪了。而且我还忍着疼。我想周末停车太困难，我又想趁此机会活动一下肌肉，清醒一下头脑。

我估计这次约会准没好事，我一边走，一边想该怎么办。我想出一个谎言来掩盖我的行径，然后再编出一些谎言来掩盖前面的谎言。既然东西已经偷到手，撒个谎那就是小事一桩了。赫克托还可能为公司工作，他很可能被装有窃听器，所以我只听不说。或多听少说。

纳森酒吧还没坐满，我提前了十分钟到达，但他已经坐在那儿了，在一个小包间里等着我。当我走进时，他突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把手伸向我：“你一定是迈克尔，我是赫克托-帕尔马，在不动产部工作。很高兴见到你。”

简直是突然袭击，这种人常使你感到窘迫。我同他握握手，几乎有些站不稳，也说些“很高兴见到你”之类的话。

他指着一个包厢说：“这里，到里面坐。”他满脸堆笑，一片热情。我小心地弯下腰，侧着身子进了包问。

“你的脸怎么了？”他问道。

“和我汽车里的安全气袋接了个吻。”

“对了，我听说过这次事故，”他说得很快，非常快，“你还好吗？没有伤着骨头吧？”

“没有。”我说得很慢，想弄清他的来意。

“听说其余的几个人都死了。”他紧接着说，他在主宰着这次谈话，我只好跟着走。

“是的，那是几个毒品贩子。”

“这个城市，”他说，这时酒吧招待走了进来，“你要吃点什么？”赫克托问我。

“咖啡，不加奶。”我说道。正当他挑选喝的东西时，他的一只脚在我的腿上轻轻地碰了几下。

“你们都有什么啤酒？”他问招待，这是他们最不爱听的问题。这位招待双目直视，一口气报上一连串的品牌。

他的动作把我们的目光带到了一起，他的双手都放在桌子上，利用招待当做掩护，他把右手的食指弯曲着指着自己的胸部。

“莫尔森牌。”他突然说出一种品牌，这时招待走开了。

他被装有窃听器，他们在监视着。但不管他们在哪儿，他们绝不能透过招待看见我们的。我本能地想要转过身来看看周围的人，但我抑制住这种诱惑，这还真得有点感谢我那板一样僵直的脖子。

这就让我明白了我们刚见面时赫克托为什么那么热情的问候，就好像我们从未见过面似的。赫克托今天一天都在受盘问，但他否认了一切。

“我是不动产部的帮办，”他解释道，“你曾见过布雷登-钱斯吧，他是我们的一名股东。”

“是的。”由于我的话会被录下音来，所以我尽量十分简短地回答。

“我就是帮他做事的，上星期有一天你来到他的办公室，你和我说过几句话。”

“如果你这样说，那可能吧，我已记不得见过你了。”

我淡淡一笑，目光显得有些轻松，监视器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在桌子下面，我用脚碰了碰他的腿，希望我们说话更合拍。

“你知道，我之所以请你来这儿是因为市雷登办公室的一份档案丢失了。”

“怎么，认为是我偷的吗？”

“噢，不，但你也是有一定嫌疑的。上周你闯进他的办公室时，你要的就是那份档案。”

“这么说我已受到指控了？”我有些火了。

“还没有，别紧张。公司正在全面调查这件事，我们会找每个有关人员谈话的。因为我曾听说你向布雷登要过这份档案，所以公司就叫我找你谈谈，如此而已。”

“我不知道你都说些什么。还如此而已！”

“你对那份档案一无所知吗？”

“当然是一无所知。我怎么能从一位股东的办公室里拿走一份档案？”

“那你愿意接受测谎仪的测试吗？”

“当然愿意。”我十分坚定地说，甚至是十分气愤地说。看来我除此以外也别无选择了。

“好吧，他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接受测试，不论远近，只要和那份档案有关的人概莫能外。”

这时咖啡和啤酒都上来了，这给我一个喘息机会来考虑刚才的话有无失当之处，或可做何调整。赫克托曾说他已深陷麻烦之中，那测谎仪很可能会毁了他。你在迈克尔-布罗克离开公司之前见过他吗？你们谈起过丢失档案的事吗？你是否帮他得到了那份档案？是还是不是，尖锐的问题，简短的回答。他无法说谎，他无法渡过这一测试关。

“他们还取指纹。”他说。他说这话时声音很低，这倒不是为了害怕装在身上的窃听装置，而是为了气氛放松一下。

那倒不一定有效，我不会留下指纹的，在这事之前不会留下，在以后也不会。“他们真可以。”我说。

“实际上今天一上午他们都在取指纹。从门上，从灯的开关上，还有档案柜上，取了不少。”

“希望他们能找到他们要找的人。”

“说来也巧，你知道，布雷登办公室里有上百件正在使用的档案，他丢失的那份正是你想要看的那一份。”

“你想说什么？”

“随便说说，巧合，真正的巧合。”他说这话实际上是说给听我们谈话的那些人的。

我想我也该表演一下：“我不喜欢你这种谈话方式，”我简直在冲他吼，“如果你们要指控我什么，就去找警察，要个逮捕证来，把我抓起来。要不然就收起你那馊主意。”

“已经惊动警方了。”他说，语气冷冷的，而我故作发脾气的气势也缓和下来，“报的是失窃。”

“当然是失窃，去抓偷你们东西的喊吧，别跟我浪费时问。”

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有人给你过一串布雷登办公室的钥匙吗？”

“当然没有。”

“怎么有人看见这个空档案袋在你桌子上，里面装有一个纸条和两把钥匙，一个是门的，另一个是档案柜的。”

“我根本不知道这码事。”我一边故作气愤地回答，一边努力回忆我把空档案袋放到了什么地方。

我的思路变得开阔了，我受过的训练应是以律师的方式进行思维，而不是以罪犯的方式进行思维。

赫克托又喝了一大口啤酒。我也喝一口咖啡。

该说的已经都说了，信息也都得到了。一方面是公司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赫克托本人的信息。公司想找回档案，而且其内容又不泄露出去。赫克托的信息则是他很可能因此而丢掉这份差事。

只有我能救他，我可以返回那份档案，承认是我干的，并答应保守档案的秘密，公司很可能会原谅我，这样就不会引起对他的伤害，对公司也好。保住赫克托的工作可能只能以返回档案作为条件了。

“还有别的事吗？”我问道，突然想立刻离开。

“没有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做测谎检查？”

“我给你打电话。”

我拿起大衣，起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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