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十五年过去了。

历史的潮水早已漫平了记忆的沙滩。即便有几只贝壳留下波纹儿，也很淡很淡了。

打倒“四人帮”后，我高级军事机关重新确认，半岛的防御重点仍然在北不在南。八十年代初，军队大整编，D师的番号同他们的防御任务一起被取消了。

随着历史的大转折，命运对活着的人做了重新安排。

秦浩在军政治部主任的宝座上没坐多久，“九·一三”事件爆发，龙山工程与“五七一工程”之间被理所当然地划上了一条连线。秦浩被隔离审查。他先后写下了五十万字的交代材料，所供认的罪行，惊心动魄，骇人听闻，成为所在军区的一桩大案、要案。一个庞大的专案组，内查外调，历时八年，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耗资十五万元，却越查越乱。最后，组织上对秦浩一再交代党的政策，他方承认：五十万字的交代材料中，凡是他早就划了着重号的地方，——全是假的!

这样，能够落实的秦浩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惟一联系，是他在两年间写给林彪的七封效忠信。结果，不要说林彪，就是连“林办”的一个字回音他也没收到。他的信除在“敬爱的”前面多加了几个“最”字以外，都是当时报刊上的常用词

经查，所谓“具体关怀”，是他偶尔听一位首长闲谈时说到，林彪视察半岛期间，不知什么缘故，林彪看过的那张军用地图上被铅笔戳了个洞。出于某种不可言说的“悟性”，秦浩亲自查看了当年那张“1：50000”的半岛防御图，破洞之处恰在龙山。这就是规模浩大的龙山工程以及秦浩始终不肯说破的所谓“具体关怀”的全部根据。至于“题词”一说，则是秦浩在“九大”开会期间先放风，后行动，未能如愿的一件憾事。

一度被奉为圣物的“金杯”、“宝椅”确系林彪视察半岛时的下榻处——九角楼军招待所之物。那是秦浩在没有搞到“题词”无法收场的情况下，巧立名目，厚着脸皮，打通关节专门从九角楼要来的。不过，军招待所有同样的茶杯五百只，纵然动用最先进的侦破技术，也无法鉴定哪一只杯子上曾留下过林彪的唇印和指纹。那椅子经鉴定系光绪年间所制，不失为一件古董，是当年德国传教士连同九角楼一并留下的旧物。权威人士论定：林彪弱不禁风，生性怕寒，是断然不敢“臀顾”那把冰凉梆硬的枣木太师椅的。

真相大白，人们反而不敢相信了。秦浩如此拼命投靠，林彪政变之前又急于搜罗党羽，为何拒而不纳呢?猜来想去，终于有人悟出了奥秘：查老根儿，D师是属于“华野”的……

据说，不久前有人在龙头崖的茔地里见到过秦浩。他已须发皆白，目光痴滞，在僻静背人的林阴处踽踽独行，像一块移动的化石……按照《公安六条》，陈煜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未待“验明正身”，林彪折戟沉沙。他被宣布无罪释放。抓是有理的．放是正确的。做复员处理。回省城后，他被安排到一个区的文化馆，从此潜心作画。一九七九年的一个冬夜，画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D师一位年轻的新闻干事风尘仆仆地星夜来访：“陈煜同志，我是师党委专门派来的，你是我们部队的‘张志新’呀!师里决定……”陈煜用那依然拿着排笔的手，木然地把来访者挡在门外，讷讷地说了一句：“扯——淡。”重新关上房门，继续往他的画布上涂抹油彩……

殷旭升拒绝接受晋升为团政治处主任的任命，不久就作为连职干部转业了。接收单位考虑到他在部队的本行，又是多年的学毛著积极分子，让他继续搞政工。他死活不干，只要求去食堂卖饭票……他卖了十四年饭票，没出现过一分钱差错。

彭树奎和菊菊自从那个风雪天踏上闯关东的路，部队的人便没得到他们一个字的消息。不知这两口子是在东北落了脚，还是辗转回了老家。他们的老家——那个曾穷得出了名的聊城，这几年已成了全国闻名的由穷变富的典型。不管他俩在天涯海角，都会从广播里听到家乡喜讯的……一批又一批地开进来了，铁路正向龙尾村延伸。冷落了十几年的龙山，重新响起了建设者们的开山炮声。

龙尾村的土地全部被征用，失去了土地的人们兴高采烈地投入了建设者的行列，并成为这座城市的第一批居民。规划中的龙头崖将建成旅游文化中心，崖上的十九座坟茔是注定要迁走的了。有关部门曾联系将这些坟迁入半岛地区烈士陵园，陵园方面则说：“按现行政策规定，非战争死亡人员均不能算烈士，何况他们是……”下面的话没忍心说出口。对这十九座坟究竟做何处理，目前还是一桩悬案。不过，除民政部门外，对迁坟的事并没有多少人放在心上。火热的工地、未来的码头、高楼、马路、商店、公园、影院、舞厅……足够他们想的了。只有龙尾村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们还时常念叨：

“要是那支队伍还在的话，干这活儿，一个顶十个!……”

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全文完。

文学不应对历史留下空白

李存葆

近两年来，我经常思考“文革”中乃至“文革”前“左”的那一套给我们今天生活留下的“后遗症”。我痛切地感到，“文革”虽已成为历史，但生活的内容却是刀子割不断的。昨天的矛盾会延续到今天，今天的矛盾也会延续到明天。昨天的“因”，往往是今天的“果”。没有极左路线“十年”的登峰造极，也许很难有今天这如同大坝开闸般的汹涌变革洪流。今天，改革已成为任何个人都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表面上看，改革的路障似乎被拆除了，但我们却时时会遇上“地雷”，而这些“地雷”里装的无不是“左”的火药!我们仍需用百倍的勇气，去蹚过一个个“雷区”。由此，我固执地认为，和改革一起前进的文学固然值得提倡(写改革也离不开昨天的历史)，但“反思”文学也同样会给今天的生活以启迪。这便是我写《坟茔》的初衷。

我不敢说《坟茔》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作品，我写时没有那样明确地想过，稿子写了近一半时，才听到党中央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况且，“文革”的大悲剧绝非“十九座坟茔能否定得了的。我只能说，因为我对“文革”中的那段部队生活还熟悉，便写了这篇东西。

《坟茔》在揭示矛盾方面，棱角要比《花环》大一些。我非常感谢《昆仑》编辑部在刊用这部小说时，不仅没有让我磨掉可能引出点小麻烦的棱角，而且还鼓励我再放开一些。《坟茔》所揭示的矛盾，或许有人接受不了。对一部作品，不论从思想还是从艺术见解来说，要让所有的人都接受，那是绝不可能的。中国之大，十亿之众，对一部作品毁誉不一，见解不同，是十分正常的。只要不是看风转舵，重温“大批判”的旧梦，谁心里有啥就说啥，是政治开明的表现。

在创作中我抱定这样的态度：作家对生活应该绝对真诚。虽然有人想用一句“自然主义”来否定“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概念本来是清楚的)，但我还是按照自己认准的路走下去。写《坟茔》时，我力求自己能有点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观念，去再现那荒唐年代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严峻的真实。中国士兵的忠诚坚贞、英勇顽强、吃苦耐劳和牺牲精神，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无法匹敌的。我常常想大声呼喊：“中国士兵万岁!”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情感来写彭树奎、郭金泰、孙大壮、陈煜、刘琴琴、王世忠、甚至是殷旭升的。尽管他们在《坟茔》中都不可避免地扮演了悲剧的角色，成了无谓的牺牲品。然而，人生的悲剧又往往是无知造成的。孙大壮、王世忠等人的死，不能完全归于极左路线的重压，还在于他们的无知。在这些战士身上，生活的艰辛铸成了他们的美德，文化的贫乏又造成了他们的蒙昧。显然，在这部作品中，我偏重于描绘他们的美德，而没有过多地去剖析他们的蒙昧。嘲讽这些战士，我落笔发抖，于心不忍。尽管我知道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剖析的那种“劣根性”，是产生悲剧的土壤。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的人民是很难掌握自己命运的。一切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归根结蒂，原因在于经济。“文革”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而经济不发达的民族身上，单把责任归于领袖人物和问罪于几个野心家，显然是不够的，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太多了。

有人说文艺不要再去表现“文革”了，这实在难以苟同。回顾那段历史的确是痛苦的，但我们仍需痛定思痛；闭上眼睛无视那段历史也许容易，但我们却没有随意忘却的权力!况且，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学不会也不应该给历史留下空白。我认为，站在比较高的历史角度来反映“文革”的作品，不是嫌多，而是嫌少，真正称得上史诗性的作品还没出现。“文革”作为历史的大悲剧，其经验教训很值得文学去总结、去再现。写好这方面的作品，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将作用于千秋万代。时代在呼唤中国的莎士比亚。真正从宏观入笔写出那场悲剧的根源，描绘那段极为复杂的历史，塑造出各种各样称得上艺术典型形象的大作品，随着时代的前进，肯定要出现的。

《坟茔》在艺术表现上会给人若干缺憾。笔力不足且不说，它是我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匆忙完成的。我虽在四月份就完成了构思，但因忙，直到《昆仑》第六期上别的稿子已下厂一个多月了，我这部稿子还在赶写中。抢先上市的果子必然带有青嫩和酸涩。

我感到，只要我们的思想再解放一些，只要“左’’的幽灵不再不时地在我们面前晃荡(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剥削阶级思想和外来不健康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只要我们创作准备做得充分一些，军事文学大面积的丰收和“全方位”的突破，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选自《小说月报第二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