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中国足坛就像一个大火锅。所有的东西都在锅里沸腾着、翻滚着、沉浮着……

它有各种味道，各种佐料，各种吃法。每个人都可以伸筷子往里捞点什么。火爆之极，但不能多吃，否则会上吐下泻。

——口沸反盈天的火锅，一群围着火锅的人们。

斯蒂芬·茨威格说：“历史是由这些串联而成的”，所以他写下《人类群星闪耀时》，而王朔翻脸不认人，拎板儿砖就打……

失败者

昨天晚上，爱迪松"塔瓦雷斯获得了两次胜利——一次在草坪上，另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

原本，这位犹太后裔只拥有一次胜利机会，但他的对手太沉不住气了——高洪波在血管被愤怒撑破的情形下向他提供了又一次机会，于是塔瓦雷斯在这个夜晚，极其充分地享用了“双重胜利者”的喜悦。

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胜利，但“狩猪者“塔瓦雷斯却捕获了更多的猎物。

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球场失败，但失败者高洪波却向对手提供了再次进攻的机会，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拙劣表现让人感到“二流”定信的准确性。

“老高”——京城人这么称呼高洪波，因为他具有老一代球员最朴实的血液，也有新生代教练最敏锐的力量。

但这名已经学会在“笔记本电脑”上作比赛记录的“老高”，昨晚却让我们惊愕，惊愕得感觉他那消瘦的身影都像一枚巨大的“惊叹号”。

拒绝出席新闻发布会，找绝回答记者提问，拒绝与对手握手，只不拒绝把失败的原因归处咎于裁判、场地以及不断旁若无人地狂嚼那枚永远充满仇恨的“香口胶”。

“你的唇边有种风暴的味道”——看着愤怒得如同一头狮子的“老高”，我突然想起这本畅销书的名字，对“老高”那一丝敬重，也被“风暴”刮去。

“最自由的论坛”——这是欧洲媒体对教练赛后新闻发布会的描绘——无论是赢家还是输家，都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椅子上发表论点。

这恐怕是输家最后战胜赢家的一个机会——但高洪波放弃了，他错误地试图以“一种昂然而去”的方式去表达愤怒，而不管尚有一项必须尽到的属于“比赛范畴的义务”——回答记者提问，也就是回答提问。

“老高”的放弃意味着——他不幸将在同一个晚上遇到第二次失败，而且败得很惨。因为胜利者塔瓦雷斯就可以极舒适地坐在那把椅子上，开始极富煽情的“脱口秀”——这是塔瓦雷斯的长项，他在已经获得了一个胜利的蛋糕后，又开始欣然地往上面抹上新一轮胜利的“奶酪”。

“不要以为今天脱下你的球衣，明天就可以成为一名职业职业教练”。

“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教练，你先得学会做一名出色的男人”。

巴西人以一种“教父”的口吻教导着他曾经的学生。

这是了解“中国国情”的塔瓦雷斯对中国足球最刻薄的解剖，也是真理般的断论。

唉！比失败本身更可悲的——我突然想起了“兽王”泰森猛咬霍利匪尔德的镜头，我突然悟出中国足球之所以一败再败的一点原因。

头一次失败只是仰面倒下，第二次失败则是匍匐而行——中国足球“别把无知当个性”。别让人家击倒你的身体后，又在灵魂上保持一种永久的高傲。

昨晚，我明白了中国足球为何永远成不了胜利者。在塔瓦雷斯率全兴赢球的时候，中国足球却输了。

鸡与蛋

关于“鸡”与“蛋”，已在人类的唾沫屋子里争执几千年了……

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鸡先派”与“蛋先派”老顽童周伯通的双手左右互搏之术，打得昏天黑地末决胜负。而徐根宝也不甘寂寞，他的“母鸡理论”旗帜鲜明地把这一争论引入了足坛——

“中国足球上不去的原因，在于蛋不行；母鸡再能干，也孵不出出色的小鸡来。”

都说徐根宝是“上海滩最后一个男人”，根宝斩钉截铁地判决了中国足球的病根——坏在一筐臭蛋上。

一筐臭蛋是多么误事啊——

比如，让雅凯率领中国队去打世界杯。母鸡绝对是正宗“高卢雄鸡”，但它注定孵不出像齐丹、德尚这样的蛋，郝海东、范志毅这样的货色肯定会误了雅凯先生的一世英名，演足“黑色三分种”、“黑色三妙钟”是不可避免的！灰头土脸后，雅凯还没走到凯旋门就会被他的老乡们一顿暴扁——当然脸上少不了砸满臭鸡蛋。

不过蛋之所以是一条生命，据说是因为它已经具备灵性，“蛋”们完全有可能从壳中跳将出来：“喂，我抗议，小心我告你诽谤！”

“如果说我们是坏蛋，在公认蛋是鸡生出来的前提下，本方反问鸡为什么把我们弄得这么糟糕，这算不算虐待动物！”虽然“蛋”通常保持沉默，但说出话来句句是呈堂证供。

谁生的一窝臭蛋？确实是一个让根宝难堪的的情况。

有句文革老话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如果像根宝、戚务生、金志扬都是好鸡，何以生下来的都是“混蛋”？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这不合常理。

属于“蛋”们的怨气：“我原本是只好蛋……可能还是只硕果仅存的恐龙蛋，但不小心沦落到鸡手里，才如此下场”，蛋很悲哀。

这时，事情不可避免地一头撞上纠缠千年的“鸡与蛋”的悖论。蛋是鸡生的，鸡是蛋孵的，鸡掐着蛋的脖子，蛋抓着鸡的头发乱作一团，场面很滑稽……

其实，就像根宝先前这只“蛋”由年维泗这只鸡生下，年约请泗这只“蛋”也由更老的鸡生下，鸡与蛋本是一脉相传，好鸡生好蛋，坏鸡生混蛋的道理秀容易说通。鸡肯定生不出石头来，石头里也蹦不出鸡来，这是真理。

陈亦明曾经语出惊人：让一帮我籍球员组成中国队，肯定进世界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谬论，因为它不仅彻底否定了中国的“蛋“，也顺藤摸瓜否定了中国的鸡。

幸尔“遗传基因工程”进展迅速，这可以彻底改造“鸡”与“蛋”的质量，到那时，不仅人可以长命百岁，“鸡”与“蛋”也可以不再指着鼻子相互埋怨了……

面子问题

“阿拉”徐根宝终于拉下面子，我要辞职。

“阿拉”在拉下自己面子时，顺手也拉下了万达的面子——他说“环境不好”。此“环境”应是万达的环境。

足球是大连一张烫金名片，也是一张很大的面了。这张面子给这座城市带来过许多荣誉，同时不可避免地罩住了本身的鄙陋。根宝很凄然：不是我顶不住了……“顶得住”是人们给了他面子，“顶不住”是人们撤回了面子。这就是弦外之音。

前些日子王健林说，“徐指导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不是我要不要他下课，打不好他自己也要下课。”

与此同时根宝也搬出薄市长当年的话：“根宝你走，不够朋友。”——说的也是面子。

一枚足球难道真能撑住这些个面子吗？难道这种踢来踢去的游戏，真需要上升的面子的高度吗？

据说万达俱乐部不太可能接受徐根宝的辞呈：一是找不到合适的人：二是为了面子。雄踞甲A的万达不能这样被抓破了脸。

万达的问题就是“面子问题”。一线面子逼万达走上峭壁，也逼得根宝面无人色。其实一名足球教练提出辞职很正常，但为了一张面子辞职就有点怪腔怪调的，这令我突然想起鲁迅大喝的那声：“连屁股都露了，还要面子干什么？”

适值大连今年建市100周年，据悉有关方面也有一个冠军计划，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特质，冠军是“计划”得来的吗？

球队成绩坍塌就得找出责任人，最直接的责任人当然非根宝莫属——拿不到冠军就是事故，你得找回面子。

根宝要去找面子，但手下人却不给面子，一不留神，便落得个4平1负的下场。

“计划经济”的足球就是“面子的足球”，面子的足球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会激发一定生产力；但这只是一种泡沫，它违背了职业足球本身的规律。

所以，不顾万达实力的消磨，不顾根宝本身的能力，“计划”出一个目标，这是万达最大的悲哀。

中国足球踢到现在，已蜕变到一种“面子足球”，何必强球万达再凑一个“冠军”的趣呢？何必让只推出个“抢逼围”的根宝去帮万达挣个面子呢？

西方人讲荣誉，得不到最多的仰天长啸、泪湿衣衫；中国人讲“面子”掐不到便一片悲歌，甚至各级部门也要“无限关怀”一下。

昨天深夜，王健林痛说根宝，“来时不容易，走时也别想那么容易。”

这岂非又在说面子，“阿拉”都不要面子了，何必愣把一张死皮往他面子贴？

——一边扯下面子，一边愣要贴上面子，按侯氏相声的逻辑，这岂非成了“不要脸”的足球，或二皮脸的足球。

寻找悲剧力量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1999、以这样充满力量的文字来开端。

但是，中国足球已经失去这种力量，因此，清醒开始变得麻木，激情开始变得矫情，思考开始滑到玩世不恭……

对于山坳上的中国足球，最危险的不是打不开对手之门，而是打不开心灵之让。

还有什么比中国甲A庸的26集电视连续剧更令人絮烦呢？中国足球，不仅聚集不了任何让人心动的力量，它甚至散失让我们“长醉当醒，长歌当哭”的悲情……

春天变得如此之冷，冷得中国足球只能抓紧心事匆匆赶路——在路上，却少了过去热切的目光。金州，八千人；沈阳，六千人；青岛，一万人；最火爆的虹口，只有两万人。这就是关于中国甲A如此残酷的寂寥冰寒。

12亿人中只有10万人现场喝彩的足球，不是一个能打动心灵的足球——中国足球尚不及提升身体的力量，就开始丧失心灵的感知力量。

霜风如刀，飞雪连天——霜刀提醒中国足球之往事，飞雪铺盖的是中国足球之前路。因此，我们怎能不寻找一种力量去打动心灵——而且，应该是一种悲剧力量。一如“5.19”的工体长跪，一如十强赛的“金州飞泪”。

但中国足球正在散失这种悲剧力量，眼眶不再湿润了，声带不再嘶哑了，生生死死都引不起心情的刺痛了——中国足球，渐渐失却了一种“精神童贞”。

我担心，“哀草莫大于心死”。“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中国球迷，就像一位要决绝而去的新娘，没有眼泪，没有心酸，她只用木然的目光看着你，用一种寒意告诉你彼此的距离。中国足球，度过了前几年的密月酽情。

复旦出身的朱学勤痛心知首：中国人正在丧失一种悲剧力量；中国足球应不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正在远离一种悲剧力量。

一则希腊神话——触怒天神的西西费斯正在遭受惩罚，他每天必须做的就是把一块大石头不断地推向山顶，然后滑下，又不断推向山顶……日复了日。

这像极了苦难中的中国足球——从一个灾难逃到另一个灾难，看不到悲剧所在，就找不到悲剧力量。没有悲剧力量的中国足球怎能将石头推上山顶？没有悲剧力量的中国足球只能退回到徽宗时代充满“享乐情趣”的“蹴鞠”。

因此，再絮絮叨叨地论述“辽宁胜万达开创新局面”，再流于浮滑地归结“两个历史记录被打破”已让人极端厌恶——中国足球还需要所谓专家们的“技术点评”吗？中国足球还需要某些“新闻熟练工”的隆胸拉能上能下美容吗？对于中国足球的前行，这些事物绝对是“毒药”。

一九九九，可能是中国足球真正死亡的开端，因此中国足球必须寻找一种悲剧力量，就像3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忆起的情景：火光映脸庞，泪水盈眼眶，我们的灵魂为中国女排首个世界冠军而颤动。

双城记

“不在一座城市生，就在一座城市死”——伟大的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诠释了这样的主题，这种生死碰撞就是现代城市的“极度抉择”。当我们用“一夜豪赌”的方式否决了另一座城市保持了4年之久的优越感后，你会突然领悟VS隆鑫上演一出2000版《双城记》的真正意义。

“我要赢得整个战争，而非一次战斗”——为这座城市再次“一夜改写历史”的米罗西，昨天完成了对全兴最后一具“偶像”摧毁。

成都VS重庆——这是一个具有极端主义的倾向的提法。但我相信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民喜欢这种“江湖恩仇”，尤其是在以“风暴式的速度”了结了4年宿怨的时候。

就偈法国政坛兼足坛枭雄塔皮埃在法庭外的那段慷慨陈辞，“足球，我确信他是马赛的城市代码！”

必须用足球传递一座城市的声音，必须用胜利塑造一座城市的形象，必须用不断改写历史确定整个城市的信心。于是，城市与城市的“快意恩仇”便轰然上演。

米兰VS罗马，巴塞罗那VS马德里，马塞VS巴黎。虽然我们赶不上狄更斯笔下激越的“大革命时代”，但这争，我们喜欢在战争中获胜的感受。

“双城记”缔造的就是“名城之战”，成都与重庆宁肯玉碎也不瓦全，这其中包藏着两座城市数十年的恩恩怨怨，也包含着“码头文化”与“茶馆文化”的不共戴天。

你可以说黎兵的进球是“日尔曼式”的，你可以说桑托斯的进球是“巴西烤肉式”的，你甚至可以说德阳人民的“雄起”是“’95保卫战式”的……

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甲A已没有不可能逾越的“阿尔卑斯山”，重要的是我们已用锋利的匕首将“双城宿命论”划为碎片……

足球，就是寻找一种“偏激感觉”——这是我对它的解释。据说赛前隆鑫的孙庆倨傲地问，“谁是西南的老大啊？”这让我有些无名恼怒——但后来他就像黎兵晃得像一根愚蠢的木桩，而他身后的符宾就被4枚“愤怒的炮弹”打得找不到北，我坚信，他的每次扑救都是“真实扑球”……

这就是渴望已久的《双城记》结尾之处，然后姚夏在德阳小城说：我有一种大胜之后的平静——就像当年苗大侠在山巅这上，拎刀四顾茫然：“我在寻找下一个仇家……”

流氓现身

“足首”阎世铎上台后史无前例地引入了“流氓”这一词汇定性“西安事件”。

“流氓”不是“盲流”，盲流“宋丹丹”与“黄宏”联手只能产出“海南岛”、“吐鲁番”以及“长白山”，它某次列车上出不了人命。

《现代汉语辞典》对“流氓”的解释显然老掉牙了。“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游手好闲”甚至典型60、70年代的“耍流氓”这些包含不了“流氓”的时代意义。

“流氓”突如其来，加上“足球”头衔的流氓会在一种邪异的群体情绪煽动下千万直接破坏。

我们一直愿意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解释很多站突，似乎球场上闹事的不过是“地方主义情绪”在作祟，地方情绪的背后又是“地方荣誉感”在作支撑。

板子打轻了！所谓“地方情绪”，仍是一种外套。某省某市某地的树木被乱砍滥伐掉了，怎不见一两万人上街闹事；某厅某局某处长期滥用职权营私舞弊怎不见群众挥着标语要求“罢免”？

是流氓，就要闹事。据说英国足球流氓的祖先都是中世纪的落魄骑士，中国的足球流氓是不是祖先都曾啸聚山林，“风紧”然后就“扯科”？

我看《水浒》里每章每回都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但包括宋江之流没少“替己行道”。闹事的流氓们每轮每场就要高喊“还我公平“的口号，但扔瓶子、烧报纸之类的龌龊事也没少干。

——对“公平”无原则地夸大，就是对公平原则的践踏。

因此，阎世铎说同说出“流氓”二家，是他对中国足球改革的一大贡献。他撕开了“地方情绪”的外衣，如同现在把“耍流氓”与“强xx犯”严格区分开一样。

重创尼维尔的那群足球流氓没什么借口，“我们就是要整死他！”但一小撮中国流氓总是要打着“公平”的大旗耍流氓——看来坏人也有中外方式，这恐怕又得归结于“国情”。

中国人一向明白何谓公平游戏规则。前两天“中国功夫VS美国拳击”，美国人在“不得踢、不得摔、不得抱腿”的规则下一败涂地，偏偏场上屡屡奏响着“黄飞鸿”、“霍元甲”之类的壮我声威的调调，看台上观众尽是张张亢奋的脸，蹦跳得像一群快乐的青蛙……

他们极大满足了，原来他们就是要“胜利”——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

我想，这就是“一小撮现身为流氓的原因……

别怪面包

中国的教育体制多年来受到非议，有人拿了尖锐的话形容——颇有“新八股之风”。其中最让人攻击的就是高考制度，每年“黑色七月”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不溺死几个才怪。

今年高考舞弊现象益重，考场“千客”甚至动用了现代高科技通讯产品，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一朝题名富贵来”的思想在作怪。

高考，是改善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生存状态的第一关。我高考那年，整个考场的同学们不再有“花朵”般的清纯活力，小脸都瘦得一指宽，颜色绿莹莹的就像中了“玄冥神掌”那样的阴毒功夫……

这是“填鸭式”教育的副作用，我们都成了鸭子被吊起来，后来王小波形容“地狱”的情景就是：整一个北京烤鸭店作坊，鸭子们都被吊起来的烟熏火烤……

我想，如此“残酷”的压力都能忍受，他（她）必然是有走而铤险的可能，虽然那时没有手机、呼机等“一个都不能少”的先进，进但世故在袖里、写在粉腿甚至其他私处的传闻不时传出。

但因此指责“高考”本身却有失公允。比如说某人建议取消高考，认为残酷的高考导致了学生们首先水准的下降，“假考”出的是“假人才”，不如让大家“开卷有益”……

倘若有人偷了面包，你不能怪面包被放在那里，偷面包的人自然要挨板子。

这种局面就很像现在的足坛，从章健提出“呼吸法”后，不少人就跟着一个鼻孔呼吸起来，取消升降级如同取消高考，前者可以消除“假球黑哨”，后者可以消除考场“老千”。

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曲线救国”的又一发明，为了挽救道德水准的下降，不惜翦除“首先考场”本身。这是伪道德。

没有面包难道就不有小偷了吗？没有小偷就没有强盗了吗？从法律而言，面包连个“诱因”都构不成，诱因是饥饿及漠视法律的人品。

昨天结束的全国足球恳谈会，“取消升降级”成为一片务虚中最务实的话题，我认为这个提议很可怕，因为它是蒙着一块“更好建议联赛”的布登场的，在这种逻辑下，“小偷”就可能成为“蒙面大盗”。

当然，必有人会有《悲惨世界》那个偷面包的小孩来证明些什么，但我认为时空条件完全不同，那时是一个“权力层”对付一个饥饿小孩，这时却是一帮成年人玩一场不公平游戏。

张吉龙曾说“升降级是中国联赛领先日韩的制度”，我同意这个说法，如果为了辩护某种莫名其妙的道德，就忘掉那块面包，你不饿死才怪！面包与升降级，恰恰是缺乏道德水准的人们必不可少的道德考场。

老金

老金，不是一个活得很容易的人。

老金的腰有病，这使他常以略略前倾的姿势硬挺挺走着。于是人说，老金很傲气。人们通常不喜欢走路很骄傲的人。

老金还要说“精、气、神”，在需要松驰需要噱头需要享乐的时代，他这杆大旗显得很过时。所以，老金只有在休息室大吼一通“精、气、神”之后，一个人扛着它踽踽独行。

但这都不是老金活得不容易的最深刻原因。老金说：“向洋人学习并打败他们。”我知道，这话要让老金累上一辈子。

我想，老金不是跟洋人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别人大骂一通洋人然后去过“幸福生活”，或者指点江山在多上溜达去了，再不济都要在媒体开个“足球总监”之类的委任状，就老金一个人痛心疾首地承认“中国教练不行”，然后往死里折腾自己。

’95黄浦江畔，老金与徐根宝、陈亦明、迟尚斌四大教头“青梅煮酒”，那时是中国人的天下，中国家庭的“四大豪门”正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但后来洋人来了，可恶的洋人把他们美好感洗劫一空……

昨晚，是老金的“三连败”，老金这辈子不知要遇到多少“三连败”，但这一夜让他刻骨铭心，因为他在败给桑特拉奇、彼德洛维奇等名师后，力战仍不敌无名米罗西，对决全兴洋帅，这已是三连败。

老金的名头是中国教练的一个品牌，老金的心情是中国足球的一个缩影——看着高举大旗的老金为首的中国教练节节败退，我的心情一样难受。

“神辫”敌不过短铳，义和团敌不过长枪队。用“现代足球理论”武装的铁甲战舰逼得老金们走投无路。连沈阳海狮这样破烂的队经涅波一指点都要打老金个5比1，“中国豪门”衰落了。

所以老金不容易，死撑下下去更不容易。我常想，如果老金当初学的是乒乓球、羽毛球专业，再不济也是个“援外”的中国名牌。

不过老金还是中国教练最有个性的“爷们”，他毕竟知道大刀长矛敌不过洋枪洋炮，他积压物资了要剪了“神鞭”长辫去学一手好枪法。但时间有些晚了，在老鑫这个时候，是学啥都学不成啥了。

若干年后，我们或许会在北京某个胡同里看到老金同——那时他应该叫“老金头”，回顾教练的沧桑，他对孙子说：“师教练长以制夷，剪去辫子吧……”

高原守卫者

戚务生在退，一直退到去贵高原。从“十强赛“的金州到红士堆起的昆明，潮水般涌到山下的洋人，几乎断了他的生路。因此他只能背靠高原，以高原稀薄空气造就的“神话”抵御外敌。

但是，黎兵那记“战斧式攻击”划破空气的时候，“高原守卫者”的信心几乎也被划破——这种纯粹的“马达维亚远射”，以“金州当事人”想起2比4那肝肠寸断的一幕。

戚务生想说什么，但他的喉结只是上下动了一动；区楚良想理清什么，但金州昆明黎兵马达维基亚，时空交错，使他只能眼色苍茫。

好了福迪来了，这位塞内加尔选手全场所有准确的攻门都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但他最后一秒钟睥发力却以诡异的线路挽救了戚务生。这一秒，确保高原没有被夷为平地。

威务生想笑，想他没有笑出声来，他咽下了笑声说出一句：“足球是圆的……”笑，对他这样的艰难守卫者而言是一种挥霍。

中国教练品牌标志的威务生，必须守住这片“红土高坡”——高原是一种象征，它不仅象征着空气日益稀薄的生存环境，也象征着中国教练的顶上荣誉。为此，他可以回复到金州的“尘满面，鬓如雪”……

无论是戚务生还是金志扬、迟尚斌，都必须以“高原守卫者”的形象存在。虽然这股力量对甲A已没有什么说服力，他们却可以两度对强悍的全兴上演“最后一秒钟的叛逆”，这不知是守卫者的幸运还是不幸。

米罗西在撤出高原之际，骄傲地说一句：我们仍留在第一集团。米罗西有烦恼，但这是“富人的烦恼”，他担心的是与冠军有多远，戚务生们担心的却是与悬崖有多远。

“高原守卫者”已没有退路，我两度看到——一一秒之间，他们就在金州与“高原”作出生死选择。

“老爸”的墓地

在曲乐恒以极限度撞向死亡的时候，辽宁也以同样快的速度滑向深渊。这时，那个被江湖称为“张老爸”的老人正在大把吃药，吃心脏病的药。

“张老爸”曾经很骄傲，他常常志得意满地看着“儿子们”怎样在场子上把对手九十年代得服服帖帖抱头鼠窜。这时候，他会像所有的江湖“老爸”一样愉快地骂两句：“臭小子们，还真给我争气！”然后猛呷两口香烟，让烟烬长长的并不至于散落……

这样的“幸福生活”太约持续了两年。头一年他从甲B飞快冲上甲A，第二年又在甲A差点得了冠军——要不是最后关头在京城出了点岔子，他还真成就了“凯泽斯劳滕”神话。“老爸”爸说：第三年我再来。

但第三年“老爸”感觉不对了。“儿子们”不仅争不了气，江湖好汉一上来便要向他们谋取“虎皮”。

那天晚上，当黎兵这个从辽宁发迹然后辗转江湖的作曲他发出致命一击后，“张老爸”垮掉了。“张老爸”觉得天色很黑、江湖很老……所以他就只能像电影里一样倒在地上喃喃道：药、药……

东北人这次嘴里不仅喷出“大茬子味”，还有更难闻的“下课”。他们显然忘了前两年大呼“张老爸万岁“的情景了，他们只想拿一把大铁锹飞快把可恶的“老爸”掩埋掉。

我不知道为什么辽足俱乐部一定要“张老爸”坚守阵地，这是不人道的。他们以前曾经让更老的“老爸”——苏永舜犯过心脏病、吃过心脏病的药，这是不是一种规律？

辽足是所有“老爸”的墓地，更早之前还有倪老爸、李老爸差点葬身此处，他们都是中国足球的一杆杆大旗，我很给闷——这就是“计划经济”足球的特质？

但辽足分明打着“市场经济”的大旗，上面赫然写着“股份制”。隐隐约约，我就瞧出大旗上幻出另六个字来——“挂羊头，卖狗肉”。

贾平凹曾著一书名曰《高老庄》——意指这是华夏民族的渊源所在。庄里“本族”集无数鄙陋及丑德于一体，而近亲繁殖、文化封闭导致庄里人肢体天残地缺……

辽足就是“高老庄”，就是中国足坛的缩影。狂呼“改革开放”、狂呼“市场经济”最早的它已成为中国足坛最愚昧最落后最纷知己的一处所在。

“老爸”靠近亲繁殖起家，“老爸”最后又死于“近亲繁殖”，“老爸”以为辽宁这块活土可以给他竖一块“贞节牌坊”，想不到辽宁这块墓地却给了他一块灵牌——这是“高老庄”的悲剧，亦是中国足坛的悲剧。

因此，当黎兵对辽足一剑封喉之时，我为“高老庄”这残忍的墓地行将倒闭感到一丝快意。

被宽恕的手球

当曲乐恒可以在病榻动一动小指时，当“张老爸”只能枯坐斗室万念俱灰时，“辽小虎”等来弥足珍贵的第一场胜利。

准确地说，这场胜利本不各于他们——因为李金羽攻入的致胜一球，是靠手打进去的。

李金羽们曾发誓：一定要拿下这场比赛，百折不挠马胜利的奖金捐献给病榻上的曲乐恒。所以这个手球便成为真正的“上帝之手”。主说：任何规则都抵挡不了人道的规则，他悲悯地用小指把这个球拨进网窝。

用胜利来挽救生命绝对是“古希腊式正剧”。虽然“手球”是卑微的，但李金羽的手球却是高尚的，如果布拉特在场，他愿意为挽救一条生命哪怕改变一百次足球规则。

李金羽在“进球”后冲到场边双手设计了一个“心字模样，李铁则掀开内衣露出“小妹快回到我们中间来”。“小妹”是曲乐恒，心是诚心。虎亦有情，辽小虎的真情足以唤醒自己陷入“植物人”状态的伙伴。

这可能是辽小虎唯一具备高意电味的违规了，这次违规足以让我们忘却他们所有的“泡妞”及“泡吧”。

我不知道张老爸看到这一幕是否会老泪纵横，更不知道“曲小妹”会否如电视剧中那样突然苏醒。但我知道中国足球的垂垂黑幕之下有一种东西正被唤醒，而它足以克制被赫拉释放出的“潘多拉魔盒”中所有的魔咒。

——天灾不可挡，一如李玮峰老父的车祸、曲乐恒的“死亡碰撞”，以脏乱中国足球的“永不出线”；因此我们祈祷人情，祈祷忠义，祈祷在越来越被“钢筋混凝土”包裹窒息的时候有一种东西润滑灵魂——中国足球太需要一种高尚的意味了。

没有人会为了这个手球去向中国足协申诉，即便是睚眦必报的塔瓦雷斯；没有人会去怀疑当值裁判的公正性，因为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心灵蒙上污垢。

“宽恕他们的手球吧，为了情如朝露。”主说……

严肃话题

如果曲乐恒不踢球，他就是一个东北楞小子。

但他踢球了，一口气在超霸杯踢进3球。随后他出了车祸。

李金羽为“小妹”打进那个球后的场面很煽情，煽得我当晚就写下了《被宽恕的手球》——我以为这样的手球也会感动上帝，因为“情如朝露”，套用一句去年曾很流行的话就是“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然后第二天刘晓新也特感动地写了“上帝之手”，像我们这种容易被感动的人不在少数，我们总觉得快要降级的辽足需要“情感滋补”。

但赵牧有些反对意见，他问我：“要是曲乐恒不是一个球员情形会怎样？”这是一个可恶的命题！

如果“小妹”不是一个球员，他只是一个东北楞小子，那么这起车祸就是神州大地每天发生的若干起悲剧中的一例——警察会迅速抓获“肇事者”，曲父曲母会要求严惩“元凶”，酒精含量也会被精丰地查出超不超标，而重要的是捐款是万万得不到的，尤其是以这样“煽情的方式”得到。

没有球员会为一名下岗工人捐出奖金，没有记者会为一个“东北楞小子”大费笔墨。一切不过因为曲乐恒能在“超霸杯”一战成名，鲁迅分析了“小姐的汗”与“脚夫的汗”之高下，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现在。

但问题又不能极端化，否则这个社会的一切都无法解释。全世界被艾滋病感染的有数千万人，唯独“魔术师”约翰逊被大炒而特炒；全中国的斗欧事件每天都数不表，但独独“魏大侠”一打便会“享誉”全国。

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一种“典型纶”来渲染，典型的人典型的事才会有“典型意义”。为什么没人会无事找事地爆炒隔壁壁老二的“轶闻趣事”？为什么没人成天张罗着为“沈大高速”的遇难者募捐？

所以，在矛盾的碰撞下我得出三点认识；其一，我们不能“廉价煽情”；其二，我们可以“典型报道”；其三——这是至关重要的观点，就连遇上；车祸的中国球员都能得到普通中国人不能得到的关注与厚爱，被“典型”着的球员们又拿什么回报社会呢？总不能是“假球”、“放水”以及“永不出钱”吧……赵牧的凝问，有些严肃意义。

漂亮宝贝

在国内战线上越来越衰的辽宁抚顺队，正致力于把这支球队做成甲A甲B最漂亮的球队，在这个前提下，“乖乖虎”李金羽毅然决然地飞向浪漫法兰西.

足坛“小虎队”向歌坛“小虎队”的的迅速堕落，标志着这是一支价值取向出现混知己的年轻组合。比“木村拓哉”还要“酷”的张玉宁，比苏有朋还要“乖”的李金羽，比“唐朝乐队”还要摇滚的李铁，日复一日地完备着作为“漂亮宝贝”的精髓。

因此，所有关于“巴西丛林”艰难岁月的历史都不能提醒它，所有关于“九强赛”刻骨铭心的失利都不能刺激它。它，要完成的只是如何变得更漂亮更性感更具个人魅力，以使台上台下的一帮燃着打火机捧着签字簿苦苦追寻苦苦守候的追星族爆发出一大片震耳欲聋的“哇！真是酷呆了！”

如何解决这支帅哥如云酷哥如雨的小虎队的心理“疾病”成了像流水席一样换上换下的辽足主帅们的老大难问题。“老爸”张引不行，他“教父”式的风格只能让儿子更加恣意乖张；李树斌也不行，这位“乡村教师”长相的人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已不错了；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命运早为他的归宿做出非常准确的定位。

所以，直到王洪礼作“神医”状出来搭脉之际，我仍不抱希望，因为我觉得这支“小虎队”仍未进入“精神上的成人期”。对他们而言，发型知己了可能比阵型知己了还要糟糕，手机型号落伍可能比战术打法落伍还要可怕，个人气质的张扬则一定比球队气质的体现更重要。

我一直不喜欢李金羽在场上的各种做作造型，幸好他进球不多；我更不喜欢张玉宁竖起衣领阴沉着脸的模样，明是一“东北”生的孩子却一定要扮成“东京”来的酷哥，这样不真实。他们原本在球场上有更大造化，但正如谢奕在九强失利后撰写的那篇著名的《生于1977》生于1977的他们缺乏容志行、迟尚斌、戚务生等“革命老前辈”们吃大苦耐大劳的韧劲。

当然这种说法“髦”得很不时，但当这支甲A外表最“酷“的球队以一种最”面“的方式败成一堆豆渣时，你只能得到这种痛心知首的结论。

被邹侑根有些’95冯峰意味的惊艳一枪刺破喉咙后，“漂亮宝贝”们仍不认为有保级之忧。这不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气质，而是一种脱离物质基础的“自大狂”，即使不在名次上降组，他们在精神上也降级了，我认为。

欧洲杯前，秃顶的齐达内为一家香水公司做了一档广告，但这并不影响法国队夺得冠军；甲A第19轮前，一脸明星相的李金羽据说是为一家鞋商拍摄广告去了，但我认为这一定会影响辽宁队的保组。“漂亮”，就像一纸“VIP”标签，你可以把它它在欧洲杯上熠熠生辉,也可以把它贴在一把夜壶上，但怎么看怎么恶心。

比如李铁：明明一土孩子，老戴一副窄边眼镜扮“酷”，还不断吹头上那一撮长毛；又比如李金羽：明明一吃高粱花儿看秧歌舞长大的土胚子，赶着劲儿在镜头前搔首弄姿，末了还到处“绝对双羽”，怎么看怎么像插了孔雀行的芦花鸡。

做“大英雄”还是做“漂亮宝贝”，对于“生于1977”，生于“追星尖叫”的小虎队，这是一个问题。

王俊生——坚守或逃避

一个伴随着中国足球的失败自己也很失败的人；

一个虽然失败却声称坚守事业的人；

一个身背球迷无数骂声却声称自己是“中国球迷利益集中代表”的人；

一个应该对中国足球悲剧负责却又最无力负责的人；

一个中国足坛最不为人了角，现在我们却能揭开冰山一角的人。

北京初冬的风很大，似乎要把中国足球的心事一起卷走——“北京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在中国足球最伤心的一次兵败后，在那幢著名的灰色小楼里，记者对处于关键时刻的王俊生进行了一次艰难而尖锐的专访。

我从1992年第一天当足协副主席时就准备着第二天“下课”，即便是今天也准备着明天“下课”；，但我不会放弃，我不能因为有些压力就逃避。

第一次中国足球的惨败，几乎都伴随着“王俊生下课！”的激烈呼声。“10"29之战后”，这个呼声已达到顶点——成千上万的球迷不仅要下他的“课”，还要“打倒王俊生！”在上海兵败那夜的冷风中，王俊生的背影萧瑟得就像一支无力的蒿草。

不知为什么，王俊生把办公室安在杰楼的最偏僻处，阴冷干燥，让人很不舒服，而房间设施的简单，可以让任何一名中国球迷吃惊。记者问：“你听到了球迷让你‘下课’的呼声吗？”

王俊生作出令我吃惊的回答：“我已经听了7年了，我从1992年第一天当这个足协副主席开始，就作好了准备第二天‘下课’——即便到今天为止也准备着明天‘下课’”。然后，王俊生露出很坦率的表情。

霍顿的“下课似乎已成定局，王俊生是否会“下课”成为很受关注的一个话题。

记者问：“你净以怎样的态度面对‘下课’声？”

王俊生敏感地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你是否会辞职”？他答：“面对压力，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字——干。我不会放弃，不会因为这个位子坐着舒服就坐下去，一旦有些压力就不想坐了，就想逃避。”

王俊生说：“从我当运动员开始，我就不是一个喜欢回避现实的人，当上足协这个‘官儿‘的那天，我准备了胜利，准备了失败，但从未准备过当一个逃兵。”

我了解到，其实王俊一并非没有想到过“下课”，“十强赛”失利时他几乎到了心理上最大的负荷点，但没有人想在一片灰暗中撤退，王俊生也不例外，他还要搏一把——却等来“九强赛”的再次失利……

我必须实录在这次采访过程中王俊生不断重复的一句话——“足球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我必须忠于的事业。我怎能逃避？”

“我是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失败了，没有时间去考虑‘心情’，只能抓紧时间去考虑‘事情’——我现在要考虑霍顿的问题、联赛最后三轮的问题、海埂集训的问题、明年悉尼奥运的问题——‘下课’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做好人民交给我的足球事业。否则真是对不起球迷的期望了。”

“不是说逃跑的时候，而是老老实实把工作做好的时候。”被很多人希望“下课”的王俊生居然说。

在中韩“10"29之战”前夜，王俊生对几个朋友唏嘘不已：“有人说我是‘官儿迷’，说我想保‘乌纱帽’，我真没有这样想，我只是想把足球这事儿办好。”

这段话与记者心止中的王俊生有极大偏差，我一向以为，王俊生的“国家干部”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他向那句著名的“我是干部，等待组织安排”已成为众人揶揄的标靶。但既然他是在纯粹朋友圈里道白了内心世界，是否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的意味——

王俊生到底是不是“官儿迷”？王俊生到底会不会“下课”？王俊生到底怎样看待中国足球的悲剧？……新闻发布会上那个“套子里”的王俊生是不会告诉我们的，这就是真正刺激记者坚王俊生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专访的动机。在对王俊生的近距离“站击”中，我以为，即使他说的不全是真实，至少能够探寻到“套子里”子里的一角。

但仅仅从一次专访中就想了解这名中国足球7年来失败的代理人的真实想法是不可能的——走进王俊生的办公室并不困难，走进王俊生的内心世界肯定困难。王俊生作为中国足球职业改革的重要策划人与执行人，他的性格、他的角色，甚至他的成长历程，肯定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足球，而且王俊生对“事业的理解是有局限的，甚至有偏差。他声称”忠于着的事业“，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与中国球迷的要求有不一致的地方。

但中国足球的失败是否仅起因于王俊生的失败？我不知道，王俊生那间冷嗖嗖的办公室里，我说：一个王俊生倒下了，千百个王俊生又站起来了。王俊生一脸沧桑地笑了笑……

我是中国球迷集中利益的代表，不过由于角色不同或者性格方面的原因，表达的方式不一样。球迷要的是结果，我负责的是过程，当过程不能满足结果时，球迷骂娘是应该的。

说这番话时，王俊生脸上显得竟有些虔诚的意味，我盯着他那眼袋很重的眼睛，想发现一丝虚伪……

一个已经被中国球迷数面万甚至数千万次咒骂的人竟然说出这句话，这种巨大的反差让记者感到突兀与震惊。

当记者要求王俊生对九强赛做个总结时，他说：“日韩两国的经济实力比我们强，技占术水平比我们高，要打败他们，只有拼精神、拼气势，像个男人样的踢球。”

记者说：“很多球迷也这么看。”

于是王俊生说出了这句肯定绝大我数中国球迷大吃一惊的话：“我本来就是中国球迷集体利益的代表……不过由于角色不同或是性格方面的原因，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其实我的意见和群众很多是一样的，只是过去很多人不理解我的话。”

在这次赴京采访中，记者采访到王俊生与球迷的两个小故事。

一个“10"29上海之战”，一位远道而来的锦州球迷，不但球没看成，鼓还被收缴了，人差点被铐起来，这位关东汉子流下了眼泪。后来有人告诉了王俊生这件束，他便亲自在深夜与有关方面联系，帮他取回了鼓。后来那个曾经多次喊过“王俊生下课”的球迷，拉着王生，想说什么说不出，扭头便走。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北京，王俊生有次在街上被球迷认出，地人指着鼻子骂他，内容大抵是平时我们在看台上或球场外熟悉的“千古罪人”“洗洗睡”之类，家人就在旁边，王俊生无语。

记者问：“你认为你是中国球迷利益的代表，怎么对待球迷的骂声？”

“球迷要的是结果，我负责的是过程。过程不能满足结果，群众骂娘当然是应该的。”王俊生说，“其实要说急，我王俊生应该最急。”

不知道王俊生说他代表“球迷利益”时是何心态，也不知道当球迷看到王俊生说他们的“利益”时又是何感受——但我们知道王俊生和球迷虽然拥有“共同的利益”，却又有着很不同的地方，中国球迷要的是“出钱”这样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取鼓”“负辱”这样的小满足。因此，利益相同的双方在这样的时刻就如此尖锐地对立着。

这就如同说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是中国足球最大的“生产商”中国球迷则是“消费者”，当“产品”始终不能让“消费者”满意时，“生产商”却站了出来，声称自己才是“消费者”利益的集中代表，这多少有些滑稽。

在这次为时三天的触击中，我时时感觉到王俊生的悲哀，以及中国足球各方在视觉上的矛盾——王俊生试图用“过程-结果”论来诠释这个现象，但“过程”与“结果”本质上应该是协调的，不知为什么“过程”的王俊生及中国足协很少满足球迷的“结果”。我相信王俊生有足够的诚意来表达他与球迷的关系，但也许，这个“过程”与“结果”本身就有南辕北辙的可能。

王俊生民是一个球迷，但既然被赋予了“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的身份，他就不能用“普通球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工作。毕竟，他从事的是一项具有崇高地位的工作。

现在有关足球的报道，一提到“干部”“组织”，别人就会联想到我。

我性格内向，当队员时就不愿出头露面。

我愿意和新闻界交朋友。

阴沉的脸、冷漠的眼神、生铁一样的语气——这就是王俊生留给新闻界最直接的印象。在各种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中，他经常成为揶揄甚至批评的目标。

王俊生是怎样看待这一切的？“现在有关足球的报道，一提到‘干部’‘组织’，辊人就会联想到我，网上的说法就更多了……”王俊生居然笑着说出这句话，“其实我真心诚意感谢新闻界的支持和帮助，但很多人认为我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个误会。”

记者问：“你是否考虑过为什么会有误会？”

王俊生答：“我的性格决定我不会很热乎地和别人打成一片，我在北京队当队员时就不愿出头露面。我从来没有瞧不起记者，更不会恨记者，这只和性格有关。”

记者说：“作为足协副主席，你就必须变换一种亲和的方式和新闻界交流。”

王俊生说：“现在我已经适应多了，我很愿意和新闻界交朋友。但我的角色的压力使我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性格外向、善于言辞。我很难说出什么豪言壮语。”

记者问：“你个人是否认为媒体经常添乱呢？”

王俊生答：“我从来都认为媒体对中国足球的支持很大，中国足协应该多与记者交朋友，当年许放这一点做得很好……”王俊生的确试图改变他的形象，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与足协关系紧张《足球之夜》记者的刁钻提问，王俊生露出少见的亲和：“这个问题虽然不在这次会议的发布范围之内，但我还是很高兴回答你这个问题……”然后足足讲了有5分钟……

我的这次采访是在国内26路教头“京城会审霍顿”的会议期间进行的，在这次会后，王俊生居然向几个前去采访的记者问了“好”，我说：“这并不是你的风格，记者们觉得这样的王俊生很好。”王俊生说：“我一直想这样做，特别是与记者探讨中国队技战术的不足。”说完，他很配合自己的话，不厌其烦地在纸上画图，讲解李毅的跑位线路与技术习惯的不足，从而证明国奥队为什么不用这匹马作为首发主力。作为王俊生，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敌人还朋友？对于王俊生和新闻界，这一直是个问题。虽然年初的青岛足球工作会议，以王俊生为首的足班子提出了“一家人”说不……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双方就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

如果要夸张地套用一句话形容这个关系——“做一天的敌人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的敌人”，中国足协与新闻界正是做到了最难的地步。

我不知道王俊生在面对记者时还有没有乐趣，但我知道很多记者表示面对王俊生没有乐趣，对此，我们双方都应该感到悲哀。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性格”，也不在于“角色”，事实上——双方分工虽然不同，但目的与利益应该是一致的，这有些类似于球迷与王俊生之间的矛盾。

王俊生不是一个普通的采访对象，他应该知道，在任何一家媒体前，他都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足球形象。何况，媒体面对的是巨大的市场，肩负的是民众的“知情权”。因此，他不能简单地以“计划经济”时代的眼光对待媒体。这是对一个现代管理者的要求。

也许，当中国足协具备了与新闻界打交道也能游刃有余的能力时，其它的种种能力也就具备了，毕竟，足协这个机构不应是一个传统的衙门。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我只同意“深化改革”。中国足协的观念和机构体制都将深化改革下去。

中国搞“职业联盟”的条件还不成熟，只能由足协牵头，进行宏观调控。

观念与机构体制——影响中国足球突破的最大障碍。这是普通的中国球迷都能总结出的弊病。大多数人人为，中国足协不愿在这两大障碍上“动刀”，就是想保住“官本位”。

于是记者的采访进入到最尖锐的部分：“足协的观念是否阻滞了中国足球的发展。”王俊生似乎不愿意马上接触这种尖锐的撞击，他是沉默了很久，才从各个侧面变通地给出答案——

“职业化改革才第6个年头，很我东西我们以前根本不懂，有些开始以为对的后来证明是错的，也有以为错的现在证明是对的。但我们不断地在观念上与具体操作中进行着改进。比如12分钟跑、转会制度，很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理想和观念部是有差距的。在中国，总结足球很多时候不能离开一个大背景，很多事情得从足球以外——诸如经济、文化、历史——去找原因。”

“很多人认为，1994年的职业化改革是中国足球的第一次‘革命’，如果要‘二次革命’，那就是足协机构的改革，中国足协这个机构是否需要改革？”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这个提法’。王俊生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坚决，“机构改革不是‘二次革命’，而是在肯定职业化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足协机构肯定要改革，但现在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如休深化改革。我们一定会根据实际情况去改革。”

——“比如说我们考虑要恢复国家队教练委员会的机构去选下届国家队主教练；而且，中国足协内部近期内肯定要做一些机构体制上的变动与改革。”王俊生明确地传递着信号。

记者问：“很多人在设想建立职业大联盟，足协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俊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们肯定要学习。但必须看到，国外的职业联盟是在上百年职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条伯在中国并不成熟，我们的俱乐部性质各异有国有企业的，也有私营企业的，甚至还有其它性质的，如果由每个俱乐部各选一人组成职业联盟，很难真正将各方利益统一起来。因此目前只能由中国足协牵头，进行宏观调控，这是‘国情’。”

我不知道这个尖锐部分的采访是否取得了真正意义的答案，但我知道，作为王俊生，他能回答的最大程度仅限于此了——观念更新、机构改革，这不仅是足球的难题。

王俊生说过，球迷要的是结果，他负责的是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改革。但是当“过程”长期不能满足“结果”时，对这个过程的反思就是必然的，王俊生也必须反思。

“怀疑是真理之母”。球迷的咒骂，其实不是骂王俊生，也不是对足球改革的怀疑，而是对催生了职业化改革的观念和机构是否还适应改革6年后现实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背景下，球迷的怀疑是有充足理由的。

把足球改革大方向同改革的具体环节等同起来，就好像把大楼的设计和施工混为一谈一样，事实上好的设计绝不代表好的大楼。中国足球，“楼”还没修好。

王俊生说：“我几乎每天都要深夜两点才结束当天的工作，早上六点又得起床。”——每天只睡4个小时，经常接触王俊生的人在这次采访中也对记者说，如果中国足协只有一个人没进过止拉OK、桑拿房的话，那就是王俊生。王俊生确实是一个很吃苦、很正气、很能随压力的人。但我想，拿破化每天也只睡4个小时，但每天睡4个小时并不意味就成为拿破化。

这可能就是中国足球问题的关键，从某种角度来看，王俊生是一个好干部，——但是仅仅靠吃苦与忍耐是当不好元帅的，简单积累有时候就是达不到质的突破，20度的不是开水，99度的水仍然不是开水，如果缺乏一种力量（或观念），水将永远达不到100度。

对中国足球而言，99度和100度之间的差距，也许并不是简单的1度，而是100度——这1度的温差，实际是巨大的100度“观念差”。

搞足球就像冲浪，风尖浪顶很累人。也许下课就可以歇一下，养养伤了。

戚务生在“亚洲杯”失利之后对王俊生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累了，我需要休息——难道你不累吗？

王俊生经历的失败比戚务生多，很累的戚务生下课了，王俊生呢？虽然在这次采访中王俊生一再声称他不会逃避，他兴地放弃，但王俊生并不能控制命运，命运将怎样安排王俊生的未来呢？

事实上，王俊生并没有度过这次危机，据说这几天有关领导仍然在他项上架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又据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我不同意请外教”给自己加了道“紧箍咒”，更据说一些国奔驰“霍顿走人我不干”的说法实际上让王俊生逼近死地。

王俊生说：“搞足球的就像冲浪，风尖浪顶的很累人，那种上上下下的滋味不好受。”这次采访中，王俊生不止一次地提起已故中国瞳协副主席许放，许放和他是好朋友。“许放是累死的啊！”王俊生唏嘘不忆，“许放死后，我都不敢喝酒了，怕对心脏、肝脏不好。他走得太早了，我也累得很啊……”他是不是已经有某种预感？——并不成功的王俊生会不会在某一天解雇霍顿之后又被组织“解雇”呢？

这可能是王俊生最危险的一段时间，霍顿的去留与国郐的态度都会他的命运——10天、7天、5天甚至1天，王俊生在给自己“读秒”。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发表这篇敏感的采访稿，会不会对王俊生的命运产生微妙的影响？记者想，王俊生的命运不是一篇稿子能决定的，正如从来没有一篇稿子决定过中国足球的命运。王俊生的命运是和他的事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何况，王俊生不是“不稳重”，而是“太稳重“了；中国足球也不是说得太多，而是说得太少……这是假的根源，也是不争气的根源。鲁迅说：对于诸多问题，中国人先是“不敢”，后便“不能”。多好的剖析。

临近采访结尾时，王俊生突然说：“等我下课了，就可以治一下伤手了。”

这是不是这个悲剧人物对命运的预感。

采访后记

当我在夜色中离开中国足协那幢小楼时，我发现对王俊生的印象并没有因这次采访而清晰，以往对他的准确定位反而有些模糊了。也许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也许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也许是复杂的中国足球把简单的王俊生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人。

由于7年来王俊生作为中国足球形象的代理人，中国足球的性格因素必然会作用于王俊生的性格，而王俊生的性格因素同样也会反作用于中国足球的性格——悲剧是共同置身其中的，王俊生与中国足球在悲剧中共舞，作为球迷与记者何尝不是这样。

这篇文章既不想为王俊生进行辩解，也不想对王俊生进行“血淋洒的鞭挞”，记者只是实寻王俊生的话，并试图从一个个体寻找中国足球悲剧产生的原因。毕竟王俊生这个个体与中国足球这个群体之间的必然联系太多了；毕竟，这个很普通的人被赋予着太学生的中国足球的命运了。

雅凯对王俊生说：在伟大的事业面前，任何人都会无比渺小。王俊生也很渺小。

在我回头看一眼中国足协这幢灰楼时，突然瞥到一辆灰白色的大众越野车，满身灰尘孤独地停在路边，这是当年施拉普纳驾乘。我想，从施拉普纳到霍顿，又一个轮回，而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一直伴随着这个轮回。

历史的符号

坚持或下课。这是个问题。

哈姆雷特的提问越来越俗不可耐，因为“王俊生是否下课”不仅没有“时代”意义，甚至也缺乏“新闻”意义。

王俊生只是个符号。虽然这个符号长达8年之久集中代表着中足球的形象，并留下诸多并不光荣的烙印，但《人类群星闪耀时》指出：符号会淡出，人类的悲剧却不会淡出。

王俊生改变不了中国足球，正如中国足球改变不了五俊生——怎样的历史悲剧就会产生怎样的历史人物。18世纪的法兰西产生荒淫无度、“哪管洪水滔天”的路易十六；19世纪的法兰西就产生英武绝伦、改写欧洲步伐的拿破伦。

头发稀少、一脸愁容的王俊生只会产生于“寸草不生”的中国足球历史背景；新一轮中国足球“符号”的产生也必将取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

“不管有没有愚蠢透顶的格鲁希，拿破化都会遭遇‘滑铁卢’，不管有没有矮个子的拿破化，欧洲文明都会大发展”

——恩格斯说。历史只按自己的规律前行，人，只是历史的必备道具。

符号仅仅就是符号，有了王俊生的“小球中心”依然能“国运昌盛”，没了王俊生的中国足球也难拨开阴霾顿感、获新生。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充分证明这次发生的“人事变故”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行动”——我们仅仅是将中国足球这具药罐子换了“标签”而已，仅此而已……

作为习惯以某个人作为某断历史时光“符号”的中国人，我们完全可能把过去的8年称作“王俊生时代”。但本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被上帝派来俯瞰人类历史”的茨威格有一天冷冷地说——

“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新时代的开端”——进入“后王俊生时代”的中国足球，也许会更加艰涩生冷。

谨以此文献给已经下课的王俊生及即将上课的阎世铎。

非常换人

中国足协和它的上级机关国家体育总局在最近时刻有两次“非常换人”很容易让“政治嗅觉”敏感的人连打喷嚏……

其实“换人”这个提法在官方眼里政治并不准确，“板凳”的变化，只意味着“组织上决心安排一个更适合他的战斗岗位”——老的故事片里常这么说。

但偏偏很有人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足以说明这次“换人”的群众基础是多么的薄弱。

比如说群众认为换掉王俊生就是终于为“十强到九强”的失利找到了责任人，五俊生“罪有应得”。

再比如说阎世铎从后台走向前台就是正本清源、拨知己反正，阎世铎可能开始一个新时代。

群众不会对更高层的变动发表更多的意见，因为他们缺乏这个能力。但“群众”这次真有“大获全胜”的感觉，“非常换人”遂了他们的心愿。尽管“改革历来是自上自下非自下而上”，但群众不懂这个真理，所有人还以为是伟大的群众呼声促成了这次换人行动。

阎世铎从未搞过足球。虽然足协领导人未必要搞过足球，这道理就像喝汤的未必要会做汤，但阎世铎的履历似乎没有哪一条能证明“喝过汤的”。如果人能选举一个足协“常副”，我还得选举王俊生，他至少还可“以暴制暴”，医得住满堂乱窜的耗子。

换人的目的应该是积极的，但以阎替王（或称重新分配工作职责）似乎没有绝对理由证明这是中国足球“幸福生活”的开端——因此，唯一的要能性就是“换人以平民愤”。但有趣的是王俊生并未“下课”，他即将展开4的任务是“狠抓思想工作”，就在足协岗位上。

“你说要在屋顶上开一个窗子，众人者要都要反对；倘若你说要推倒这屋子，众人便会说，不如在屋顶上开一窗子吧”——鲁迅说这是中国人解决民情的“变通处”。

阎掌门问：你快乐吗？

有一天，阎世铎在足协突然说：“就像是四人打牌，我现在并不出牌，我在观察你们出牌，到时候，我出的牌一定让你们吃惊，而且让你们吃不了，听不了……”

阎世铎本人并没有证实这个故事，但与阎世铎共过事的人们说：从他过去一贯的行事风格来看，现在的“阎掌门”并未露出峥嵘。因此不露声色的阎世铎确实在看别人“出牌”，到时他一定会甩出一把技惊四座的牌……

阎世铎的承诺

就在阎世铎上任的前三天，袁伟民在一次聚会上幽了一默：“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也许现在还默默无闻，但我保证三天后他将成为中国的一个大名人。”他推出的人就是阎世铎。阎世铎很纳闷：“局长，为什么让我这个门外汉专搞足球啊？”袁伟民说：“可以出名！”

阎世铎果然出名了。中国足坛这个“名利场”可以一夜间推出一颗超新星，但阎世铎立即感动感到劳累，“我从此没了周末星期天，中午与盒饭为伴”。

坐在“办公厅主任”椅了上的阎世铎肯定对足协掌门的椅子怎样难坐没有具体感受，但他是搞“政法”出身的，也就是职业“当官”的，他选择了“低调进入”，无论上任之初的“东北行”，还是上个月的“西南行”他都拒绝发表任何有失审慎的言语。然而前天深夜，在无锡他却向我吐露了一番上任以来真正带“施政告白”意味的语言：“从上任那一天起，我的帽子就是拿在手上的，我绝不会为了头上的帽了顾忌什么。我从不会轻易产生一个观点，不会因为他人的观点改变已形成的观点，为了事业，我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朱总理那番震动神州的话：“无论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都将义无反顾……”治理中国难，治理中国足球也难，“阎掌门”是否要模仿朱总理获得更大的勇气？

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一名足协的官员时，他说：“阎是个做事的人，也是敢做事的人。”

我有个疑问，中国的足球并非“敢做”就能做好的，“我来！我看！我征服！”不过是句豪言罢了，阎世铎怎样面对完全可能遭遇的失败？

“今后，如果我有错误、有失败，我一定向人们有个交待！”他的前任们没说过这番话，净世铎说了。这可算做是中国足协掌门人在无锡向全国球迷的一个承诺。

但愿阎世铎是个重然诺的君子。

快乐足球主义

虽然拿王俊生与阎世铎做比较有失礼貌，阎世铎也极力反对这样比较，但“出身”与背景的差异阎世铎的语言表达[与阐述观点能力无疑是突出的。在无锡他抛出“快乐足球说”。

“我们为什么要踢球？老面姓为什么看球？不是为了沉重感，而是为了快乐。中国足球，要踢一种快乐足球。”为了强化他的“快乐”涵义，他竟双的高举配合语言。“我以前从没研究过足球，但我也看欧洲杯，看人空踢得多热闹。法国总统为什么要在欧洲杯决赛时坐在看台是？因为这是老百姓喜欢的事儿，大家是为了快乐才聚到一块的，别老是把沉重、阴暗、鼻涕眼泪搞在一起。”

“政法司”出身的阎世铎接着迅速把“快乐说”提高到“政策”高度：“我在足协专门组织大家学习‘十五大’的文件，因为上面说到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从我的角度理解就是，老百姓快乐了，生活质量就提高了，中国足协就会该让老百姓从足球中感受到快乐。”

大多数中国球迷未必关心理论，但大多数中国球迷都需要“快乐”。阎世铎明白这点，更想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是日本鬼子

“我们不是日本鬼子，中国足坛也不是‘国统区’，我们与你们是‘一家人’。”阎世铎也是个有些幽默意识的人，他也深知“得舆论者得天下”，因此非常渴望发送与新闻界的关系。

在无锡、北京，阎世铎是以“让记者更充分理解中国足协，着眼大局，搞好共同事业”的理由接受记者的采访的，他迫切地要扭转过去的“对峙局面”。“我不主张搞‘统一口径’，但我们毕竟有着同样的目标，这还不像搞新闻的和搞王鑫的说不到一块儿去。因此，大家要真诚相待，不应故意相互找碴、设套”，然后阎世铎说了一段很“江湖”的话：

“大家要做得‘够意思’，千万别一见面就铺疑对方是哪部分的，是八路军还是鬼子，天天打地道战、地雷战。中国足球有阳光，不是阴云密布的国统区，我想要是哪天记者先生们欢呼。‘咱终于把足协搞掉了’，日子并不会好过。”

阎世铎曾对足协新闻办说：“今后重大事件，都没独家新闻，这也是为了公平竞争”，这是他的风格，这次“升降级”问题，他几乎做到了。不过这位“掌门”有足够的理由支撑他的做法：“国家头的机关关能让记者随时推门就进？我们不仅让进了，有时还泡了方便面让记者在足协办公室吃。”

与日本不是一个档次

“一个专家告诉我，以前中国一支省级队就可以横扫日本，但现在我看情况恰恰相反过来了。”阎世铎很忧虑。

“我高兴的是亚洲杯上中国队的作风，而非成绩，虽然半决赛我们只输了一个球，但我认为要真让日本国家队来打，肯定不止一个，我不掩差距——中国足球与日本足球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这是历民中国足协掌门人都没有勇气，但阎世铎这个勇气。虽然这与他“总局办公厅主任”的强硬背景有关，但阎世铎能如此向媒体总结亚洲杯，证明他至少不是一个“护短”的人。“所以，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学日本抓好青少年培训。”

“升降级”不是主要问题

“跳出足球看足球”，这是阎世铎上任后的名言，也许只有像这样“跳出”的人才适合管理中国足球，他没有顾忌，他说：“大家都在关心‘升降级话题’，其实在我心目中，这根本不是主要问题，中国足球问题不少，哪里一个‘升降级’就能解决的。

这句话，是这次采访阎世铎最理性的话。不论是“呼吸法”还是“休克法”，都不是解决中国足球出路的根本方法，作为中国足球的“掌门人”，绝对不能仅仅以竞赛形式的变化来寻求突破。阎世铎说：“它只是中国足球若干问题之一，我认为中国足球的首要问题是搞好后备力量的建设，像日本那样，常年有一万余人在巴西训练，比起楗力宝队，人家是几百人里挑一个，当然迅速崛卢了。人才匮乏的问题，才是阎世铎关注的首要问题。

外行如何领导内行

阎世铎，1952年出生，祖籍大连，在大连当了式农兵学员，后进入北京体育大学攻下体育法硕士学位，曾在中央央校培训，80年代中期在国家教育部体育司工作，当过老师，后进入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任司长，主持中国足协工作前是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主任。

有人说中国足球最缺两点：一是教育，二是法制。让当过老师学过法律的阎世铎来管理中国足球似乎很合适。阎世铎当年在国家体委是机关“三才子”之一，参与草过《体育法》，以“头脑清晰、精通政策、能说会道”著称。

但阎世铎不懂足球，以前也不看足球，直到足协后才看热闹看了一回欧洲杯，所以阎世铎不断声称“我是新人，我是门外汉”，但阎世铎第一天上任就向中国足协工作人员说：“跳出足球看足球。”他用他的方式。

阎世铎在足协内部训人时极严厉，亚洲杯申办时就曾因申办不到位拍桌子，据说，几乎是达到提纲挈领直点要害毫不留情滔滔江水之势，就连着装，也在足协下明确要求，正式场合一律西装革履，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足协穿“西装”的多了，不论气温多高，只要正式场合都必须执行着装要求。今年夏天，据说有一次在秦皇岛参加会议，气温已高达36℃，但阎世铎还是一身正规西装出现在主席台，慌得一旁只穿了T恤的其他足协官员赶紧想办法，找不到西装的从其他人脘子上扯下领带系上……“如何树立足协的权威”，阎世铎说，从作风抓起，从公众形象抓起。

但阎世铎也很低调，有时还在比自己年龄大的足协官员前自称“小阎”，有一个星期天去足协，正好铁门关着，里边一工作人员问：“谁呀？星期天不上班。”他边敲门边说：“是我，小阎。”门打开后，惊出那位工作人员一身冷汗。在无锡，不少人请阎世铎签名题字，阎世铎都拒绝了，他说：“我从不给人题字的。”

阎世铎极爱看书，据说有时出差也带着一本书。在北京，我问：“你最爱看哪种书？”阎世铎说：“传记，伟人们的传记，最喜欢的一本是《马克思传》。”阎世铎非常崇拜邓小平，经常套用一些小平的话，亚洲杯申办时，他就对正在给拥有投标权的亚足联执委做工作的足协官员提醒，不要盲目乐观，“小平同志说得好，不要轻信外国人”。

阎世铎不懂足球，是足协上下皆知的，但现在人们渐渐发觉这个“不懂球的”却“懂管足球”，阎世铎昨天说了：“这并不意味我不爱足球，因为我的格言是‘使命即爱好’，中国足球就是我的使命，因此我爱好它。”

阎世铎是怎样的一个人？其实这个问题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足球的胜负而发生变化的。去年的这个时候，我采访王俊生先生时他曾说：“这个位置就像冲浪”，我想阎世铎也会随着浪尖不停变化，中国足球无疑是一道大考题，不知阎世铎将怎样一一解答。也许，他会成为一个胜利者，也许他会成为又一个王俊生，为了中国足球，我们希望他是前者。

结束沉重

阎世铎从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其实这也是意味着中国足球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与王俊生一样，阎世铎也是个“历史符号”，不过这符号却象征着中国足球的成败兴衰。按斯蒂芬"蒋威格的观点：“历史，就是由细小的人与细小的瞬间组成。”因此，了角阎世铎也是从一个侧面了角中国足球今后的命运。王俊生忆成为中国足球的B角。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称其一声“王俊生先生”，因为他毕竟给一在的A角——阎世铎提供了很多历史数据。这些数据，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飞机上的“黑匣子”一样弥足珍贵。

A角的阎世铎不可能彻底割裂与B角的历史关系。虽然阎世铎宣称“跳出足球看足球”，但事实上谁也不可能真正“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阎世铎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有特色的中国足球道路上走得更远”，在这次采访中，我发现基于他的背景、他的性格、他的工作作风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袁伟民物色的这个人物不见得让人惊喜却有其合理性。

“我的帽子是拿在我手上的”。上任半年后说出的这句话，大概可以算作阎世铎的准正式“就职宣言”，或许也可视为对中国足球、中国球迷的一份承诺。阎世铎不懂足球，但他懂政策、懂社交、懂管理，或者就像足协内的人士说的“懂当官”。当然，这个评价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

阎世铎的核心思想就是把足球当成一盘大局，让每个人都能“真诚以待，找到快乐”。他要结束一个“过于学生的时代”，让足球变得快乐起来。这显然是不容易的事，但这个提法本身无疑具有积极性和建设性。

但愿我们与阎世铎先生能一起兑现这张“快乐支票”。

生于悲剧性格

如果你爱一个人，送他去海外踢球吧！

如果你恨一个人，送他去海外踢球吧！

那里是天堂与地狱的结合部，他将在刀锋上跳舞……

杨晨在头痛，痛不欲生的痛，因此马加特也开始头痛，两个“头痛”的人引爆了中国球员海外踢球的生存内幕。这层曾经意味着“尊严”与“贞操”的纸，一夜间被血淋淋地捅破了！

对杨晨的声援，如果还停留在“娘家人”式的义愤慎膺无疑是幼稚——声讨马加特、声讨施拉普纳，甚至声讨背后的“新纳粹主义”将于事无补，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球员的性格是否是悲剧命运的根源。

性格决定命运。你不愿在酒忱里喝扎啤，你不愿说出发音浊重的德语，你甚至不愿意绽开一丝微笑表达自己的善意，然后别人就要“Finish”掉你！

马克尔斯说，如果没有兽性，你永远成不了森林大帝；凯撒说，如果你不是罗马人，你永远统治不了罗马城；而谢晕在1995年也说,不会吃六成熟的牛排,就很难真正做一个外国人。

“是我来适应德国，还是德国来适应我”，问题就这么简单。在品行上堪称中国球员的杰出代表的杨晨，无法有从德国，当然就不能征服德国。这一点拥有八分这一外国血统，能把英语说得和上海话一样纯熟，并很闹情绪穿着削肩手工呢大衣在机场与拖拉普纳行亲吻拥抱礼的谢晕在海上“四大飘零”中无疑是唯一的反证。

最勤勉的杨晨、最敬业的杨晨、最谦逊的杨晨，一切都符合着中国人关于“好小伙”品行标准的杨晨，就将这样被“Finish”掉——因此我们必须检视一下中国足球的教育是否危害着中国球员海外生存发展。

“中国式性格”，就像器官移植一样必须遭到另外肌华表的排斥性。谢晕说，“生于1977”；我说，“生于悲剧性格”……在中国“酱缸教育”里腌制的产品，很难调和外国人的胃口。我们必须学会像外国人一样生活，才能学会像外国人一样的踢球。这就是所谓的“足球文化”。

在水晶宫的草坪上，我曾经吃惊地发现夹杂在隆巴多等大腕之中的范志毅不再拥有那对高耸的肩膀。

在发自遥远佩鲁贾的各种“家书”书中，我悲哀地发现马明宇不断的“今天仍没有上场”、“明天我将学语言”以及“习惯了多加咖喱的牛排”等信息。

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制造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性格将制造出什么样的命运。

中国球员尚不及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便匆匆上睡了，这像极了当年涌动“出国潮”时的第一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他们注定是要被牺牲掉的一代，改变生存环境的急躁心态与客观存在的“卑微”门第之间的矛盾将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受挫感，就像那部电影《移民》，要么在坚守中消亡。要么在跑姿中生存。

因此我们先前的乐观是多么的缺乏根据，我们以为坐在闷热的船舱里横渡了大西洋就到达了乐土，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更为险峻的生存挑战。记住美国黑人说的，漂白我们的皮肤用了整整百年。

唯一让我们宽慰的是，我们还有“第二代”、“第三代”，在漫长的“服从”之后一我们也有“征服”的一天，如果这一天来临，那么杨晨、马明宇们的失败算是拥有一些英雄意味了……。

因此，让头痛欲裂的杨晨学学《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吧，王启明站在硕大无比的纽约机场大叫“我在美国就混了！”

或者，就像当年乡下青年拉斯蒂涅站在巴黎高处面对夜色的狂呼——“来吧巴黎，让我们拼一场吧！”

这，将是中国球员突破悲剧性格的唯一出路。

左脚右脚与草鞋布鞋

早年——

“全民皆兵”运动轰轰烈烈，县武装部干事下乡大练民兵，从走“一、二、一”入手。

惜乎农民兄弟由于接受教育机会太少，缺乏集体配合的磨练，始终走不出整齐划一的队形，相当数量的“民兵”们甚至弄不懂“左”“右”口令的不同。本该的一字长蛇阵走两下便惨不忍睹地变成弯弯扭扭的“毛毛虫”。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右左——唉！又弄错喽！”“武装部”颗粒子汗直价冒。

“啥子左右左嘛，我们咋弄得懂这些‘洋盘呢’呢？”农民兄弟不免有抱怨，有的甚至鞋一蹬，一屁股坐在田坎上“罢练”，练兵计划大有夭折之势。

村长王老幺觉悟自然高于普通群众，而且深谙“村情”，灵机一动附耳向“武装部”献上一计：“不如让民兵左脚穿草鞋，右脚穿布鞋，‘左右左’搞不懂，‘草鞋布鞋’总晓得该出哪只脚喽……”

“武装部”大喜，依计果然屡试不爽，一袋烟的功夫，大伙儿就在为一彪合格的“民兵”——从“左脚右脚”到“草鞋布鞋”理论联系实际之后，皆大欢喜。

——扯回来说，这故事极眼下的中国足坛，洋教练就是“武装部”，中国球员就是那帮土民兵。

洋教练初来时大抵是一腔热血的，不管是“平行站位”“战术纪律”还是“职业精神”，都要与国际接轨。但中国足球的农民兄弟们“髦”不起这个时，“左脚右脚”的接受起来非常别扭，所以，所有的“武装部”就得屈从于“国情”“村情”。

有那个可爱的村长王老幺，就会有“草鞋布鞋”的调调，“理论联系实际”迟早会显灵的。

李章洙曾经高举“师道尊严”的大旗，但农民兄弟们不买他的账，所以李章洙教了铁头孙庆的厉害后，也不再“左右左”，改为“草鞋布鞋”了。据说他与“快刀浪子”高峰小酌一杯已是很正常的事，并且很快就学会“京骂”与兄弟们“B”来“B”去……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桑特拉奇、科萨洛维奇、彼德洛维奇、内波姆尼亚奇，无一不变成可爱的“武装部”。因为“草鞋布鞋”可以相安无事，所以谁也不愿意不识趣地“左右左”了。

陈亦明早就说过：“与国际接转”迟早要变成“国际与我们接轨”的。

但并非所有的武装部都那么聪明，洋人很少穿布鞋，草鞋更是前所未闻，所以坚守“左右左”的大有人在，但他们都死得很惨。

我始终不明白塔瓦雷斯为什么要在昆明“抓嫖”，这种“扫黄打非”的事应该由公安（至少也是联防）来管。他不懂“入乡随俗”，当然要被农民兄弟踢下田坎去。“昆明事件”至今还是个“悬案”，但穿不来“草鞋布鞋”的塔瓦雷斯在中国肯定走不上康庄大道了。

戴大洪曾痛心疾首地大骂“伪职业”，这实际上是在痛斥“左右左”朝“草鞋布鞋”的庸俗化——

那个“民兵”段子有个尾巴——“武装部”回城后惟知“草鞋布鞋”而分不清“左右左”，之后精神恍惚划成“布鞋派”。

因此，那些洋人们返回国内后指不准会有什么后遗症，也许，桑特拉奇每天都要高呼三遍“为了咱山东人荣誉”的口号；彼德洛维奇再也不会像愤怒的狮子般冲进场，他连过斑马线都会小心翼翼；而“狂人”塔瓦雷斯痛定思痛，每天穿着“草鞋布鞋”在巴西海滩上游走不定……

从“左脚右脚”到“草鞋布鞋”，不知是“武装部”的悲哀还是农民兄弟的悲哀。但“存在就是合理”，既然我们只能这样才可在田坎上健步如飞，那么就“草鞋布鞋”吧——有些刺耳，习惯便好。

如果的冠军

当上海申花在抚顺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垮出个1比6后，这支中国甲A馐最优秀、运营最成功的职业队就不幸退出了’99冠军争夺战。

于是，在理论中存活于“冠军候先圈”的就是辽宁、泰山、全兴了。让我们借一个水晶球，透视一下三个“如果的冠军”的未来。

如果辽宁抚顺夺冠：

这将应验中国甲A“凯泽斯劳滕”的说法，它符合着中国人在金庸武侠作品中“少年侠气”或“一剑镇江湖”的审美情趣——事实上，这帮要么“披头士”，要么“板儿寸……光头”，进球后还能策划出比迪厅DJ还要疯狂的形体动作的“新新人类”，确实给中国足坛的陈腐之气带来了另类“冲出亚洲”的新意。

天才就是天才，即使生长于张引这样的“老酱缸”里，天才的才华也远远超过了俺黄瓜、泡萝卜。足球，最终是靠才气横溢的年轻人完成的——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说法。

然后呢？“后辽宁时代”的缔造者们会在“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发觉，时光磨去了他们的锐气，啤酒挥发了他们的激情——缺乏一个真正职业化意义的建制，最终让天才们遍寻方向不成后撞上一面尘封已久的镜子——里面是痛器流的孙贤禄与一脸木然的小王涛。

精英+精英的胜利不等于职业化的胜利，这是一个悲惨的轮回。

※※※※

如果泰山夺冠：

徐根宝会最先跳将起来，因为无情否决了他关于“鸡蛋理论”的阐释——中国足球上不去，关键在于鸡蛋（球风吹草动）素质不好。

没有宿茂臻与巴力斯塔的泰山什么都不是，那帮既无才华又无经验的泰山众将一直仅拥有“老实憨厚”的美德，但桑特拉奇就是将这筐平庸的鸡蛋孵出了恐龙——“一头狮子率领着绵羊可以打败一头绵羊率领的狮子”，桑特拉奇把这句名言挂在冠军的旗杆上——让徐根宝们呆呆地瞻仰。

这个结局可能是对中国足球一条最棒的建议——它从根本上地动摇着中国教练们某些理论基础。而桑特拉奇的胜利也补足着辽宁天才们的缺陷，我们在想：如果让桑特拉奇执教辽宁队或中国队呢？

但中国人往往把胜利庸俗化——下个赛季前出现的一个奇观将是所有的甲A老板都像当年的倒爷一样远征东欧，把“桑特拉八”“桑特拉九”们“倒腾”过来。市场主充斥着无数水货貂皮大衣。

※※※※

如果全兴夺冠：

我得承认，我将亲眼目睹一座流淌着泪水与全兴酒的城市——这个经济欠发达，除了熊猫还没有其它骄傲的城市将在“上帝的馅饼砸下”之后狂欢三日。6年的疾情、“成都保卫战”的苦难及长期高额的上座率一起换来了回报。

就像当年的那不勒斯，拥有一两个杰出人物，加上前所未有的运气就可以藉之冲顶。

但那不勒斯后来走了马拉多纳、卡雷卡，那不勒斯后来苦苦与命运挣扎。仅有激情与痴情是不够的，孤独站在高地上的全兴，必须学会在高地上打一口“老井”。

——三个“如果的冠军”，三种不同的命运。’99甲A怎样选择？

蛤蟆镜、红茶菌以及桑尼效应

赶时髦，中国人一向“髦”得有趣。

70年代末，“矢村警长”一不小心就把蛤蟆镜“戴”遍神州。满大街都晃着“黑蛤蟆”——而且商标一定不撕，乍看，侯跃文说“就像长了白内障”。

再晚些有个“红茶菌时代”——那种毛茸茸的东西据说可以延年益寿，这导致几乎每个中国老面姓家庭都有玻璃器皿“供奉”着，看起来，怪怪的就像“动物标本”。

呼啦圈、卡拉OK以及绝对超过世界钢铁总产量的“盘圆”、“螺钢”。中国人前仆后继地从一“髦”走向另一“髦”。

桑特拉奇的成功，印证了我在《如果的冠军》中的猜测——而且不止来了“桑特拉八”“桑特拉九”，照眼下情形，大可直逼“桑特拉二十七”（加上国家队）。这可能是南联盟解体以来最猛烈的“人口外流”。

毫无疑问，桑尼（这是时髦叫法）和他的斯拉夫兄弟们继蛤蟆镜、呼啦圈等之后，势不可挡地成为这个时段中国人最时髦的东西，而且“髦”得舍不得撕商标。

来自南斯拉夫的——曾经与桑尼或米卢战斗过的——对中国人有深厚友谊的——有20年以上共产党党龄的，现在每月还在缴纳党费的老布尔什维克，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介绍，它似乎就是“胜利”的标志物。

但是，中国人对某种东西莫名递发出的热衷源于一种幼稚，这使得以怎样的速度一涌而上，就会以怎样的速度全面撤退——有过“蛤蟆镜”的人现在羞于启齿了；喝过“红茶菌”的人更是痛心疾首了……

我早年的一个邻居，曾经把家里弄得和化学实验室一样，并逢人便吹嘘个“菌”形状如何壮观，那时还没有“基因工程”一说，但他虔诚地认为这将使他和他的家人长年益寿——直到医生发现他儿了肠子里长了菌毛。

戴了“蛤蟆镜”的人不一定真酷；供了“红茶菌”的人不一定长命百岁。既然满大街的“桑尼”与满世界的“蛤蟆镜”，“红茶菌”“髦”的是一种“时”，那么蛤蟆镜、红茶菌有过时的时候，“桑尼”也有敝履的可能。

这不知是蛤蟆镜们的悲哀，还是中国人的悲哀——看着尾随着“蛤蟆镜史”“红茶菌史”企图建立“南斯拉夫史”的桑尼们，我就幻觉着中国人对着一只眼镜腿东一只空玻璃瓶发呆。

辫子剪了

“剪辫子等于革命”，这是阿Q的想法。

“未庄”于潭死水，能够让阿Q激动的事并不多，而剪辫了是他最心驰神往的一桩。但他至死都没能弄懂“革命党”和“反革命党”，圆圈圈尚未画妥当，就被拖出去一刀剁了。

其实阿Q想的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小尼姑的滑腻脸蛋与吴妈的脚”。这是“投机主义革命者”的真实体现。

支撑这个观点的有力佐证还有，他并未剪辫子，只是将辫了用筷子盘了，以便随时可以放下。

“老子革命了！”——有一天我惊愕地发现甲A14支队齐刷刷“改了制”，学着洋人的模样成立了“有限的”、“无限”的公司。虽然其中戏有剪了辫子、也有盘了头发，甚至还有剃光了头的，但我始终怀疑他们既画不圆圈圈，也分不清什么是“革命”与“反革命”。后脑勺子少了“猪尾巴”美观了些，但心里还是“吴妈或小尼姑”漂来荡去。

“未庄”就是中国足坛，“未庄人”就算剃成成了“少林寺”也成不了得道高僧。

从第一根辫子算起，“改制”很有“革命党”的劲头，反全能些“黑手党”派头。

因此，“剪辫子”与革命无关。

这个推断可以让期望与“国际接轨”的我们很痛苦，但轰轰烈烈的“改制运动”确实太像当年的“剪辫了运动”，当年的阿Q理解不了马列主义，现在的阿Q也动作不了市场经济。

那“革”的什么“命”呢——阿Q想穿着“白盔白甲”把赵老太爷的雕花大床搬到自己家，现在他们又想在股市大喊“同去！同去！”——他想，一个人去是打劫，一群人去革命。

鲁迅又说：人家用鸦片以治病，我们却用兵以抽大烟；人家用罗盘以航海，我们却用以测风水。

最后的阿Q试图喊出些“革命话”，却冒出一唏牛头不对马嘴的“砍头不过大碗大个疤，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使得摸着那根“辫子”哀叹——“中国的革命，大抵是牛头去对马嘴的呀……”

嘴动或行动

在郭富城以含混不清的吐词率一帮“广东猛男”演绎了《动起来》后，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王均郑重宣布——“2000甲A开始了！”

不像沃特"迪斯尼那句著名的“演出开始了”，一群“卡通”马上就会生动可爱地蹦跳出来——“2000中国甲A的发端，就像一个尚未做好的心理准备的晚会主角，神色慌乱地被推上了前台。

虽然塔瓦雷斯围上了“复仇的黑围巾”，却无法用胜利向对手证明个人才华；虽然米罗西克隆对手的利向对手证明个人的才华；虽然米罗西克隆了对手的“532”，却玩不出不银泻地的意境——在中国足球“酱缸”浸泡过的他们，没能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他们所能做的，除了“比酷”就是平局。

比这更糟糕的是“沈渝之战”，在中国足协用“不解决的方式”解决了“跨世纪的悬案”后，郭富城的《动起来》变成了“冻起来”——这是一场可怕的冰雪之战，你很容易便会联想到中国足球的生存环境。

当然，我们可以喜欢欧亨尼奥嗜血般的“连环三击”。

也可以喜欢李明“性感”地亮出内衣上的“2比0”；但之后仍然会觉得空空荡荡，空空荡荡得就像被迫观看一个老魔术师日复一日表演一成不变的节目，而谜底你已经不屑积压物资。

危险的是——今天清晨，肯定会有“伪专家”爬起床就赞美“两个伟大的冷门”——夏门、红塔连袂击破“鲁辽神话”。“伪专家”家们会像所有肉麻的好莱坞影评家一样热情讴歌“黑马的奔腾”及“新格局的诞生”，甚至还会深情缅怀“戚务生、迟尚斌二同志为土教练反弹所作的贡献”云云。

——这就是中国足球的媚俗。米兰"昆德拉应该写一本《足球不能随之俗》——“投币厕所”的广告牌充斥着揭幕战，上赛季的两个“疑犯”堂而皇之地碰面，“永远领先一步”的申花差点被海牛折断，而升班马在代级别的较量中密谋“抢班夺权”。

这就是中国足球其臭无比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甲A能诞生无数国内冠军却实现不了一次出线的原因。

一轮一轮的甲A，一年一年联赛，上海滩姬宇阳君曾把中国足球喻为“原地拉磨毛驴”，网虫“苏甘儿”也在昨夜谓叹“甲A开打了，我却困了”——我以为，这是两则精妙的格言。

我无意否认甲A曾经给我们带来的乐趣，我也非常钦佩中国球迷守看甲A的疾情——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拉来“歌坛的角儿”声嘶力竭为“足坛的角儿”助阵之时，我们究竟是“嘴动”还是“行动”

在2000甲A开打之际——嘴动或行动？这不仅是哈姆雷特式的沉重问题。

最后的塔瓦雷斯

即使上帝再给塔瓦雷斯一次胜利，也很难把他留在这座城市。

这一天成都的阳光洗过般清澈，它令塔瓦雷斯很难不想起巴西家，但清澈的阳光，是很容易让塔瓦雷斯感伤的。一个巴西人在成都的故事里，在差20天就到一年之际便要结束，这实在容易让人想起都德的《最后一课》——阳光船长地洒在树梢上……韩麦尔先生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而我们的塔瓦雷斯先生，在成都的《最后一课》后举起了五星红旗……

最后的塔瓦雷斯，绝不仅仅是为了煽情。在桑特拉奇为山东创造了历史走上了神位时，可能是四川足球史上最好教练的塔瓦雷斯，却只能用这种方式告别这里的人们。

这是全兴最幸福的时刻，却是松日最不幸的时刻。得到塔瓦雷斯的全兴获得了新生，失去塔瓦雷斯的松日却被打入了地狱。

因此，“最后的塔瓦雷斯”幽然说：你们会像怀念米罗西一样怀念我……

没有一个教练能像塔理瓦雷斯这样征服这座城市的球迷，他就像一名任性的船长，虽然带来了更多的惊涛骇浪，最终却能把人们驶向心中的彼岸。

但塔瓦雷斯就要走，他在这里的日子可能只能用“小时”来计算，这让我突然想起写过《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英国人劳伦斯本世纪初那句著名的——“我还来不及好好的生活，却要开始死去……”

胜利，是塔瓦雷斯追逐的目标；胜利，却不是塔瓦雷斯留下来的理由。即使抓住再多的老鼠，他也成为了那只理想中的“好猫”。

因为，塔瓦雷斯的性格就是一把“双刃剑”，在使他成功的同时，也埋下了挫败的状笔。

就像全巴西人都熟悉的那部影片——《独立或死亡》。巴西的开国皇帝唐"佩德罗以其特立独行的风格否决了葡萄牙的殖民，把巴西带上了独立的道路——不幸的是，这种特立独行最终也导致了他的“死亡”，以下野远洋之际，唐"佩德罗说：这片土地的独立，须我用残废来为他们换取……

这就是巴西人血液中的悲剧因素，从开国皇帝唐"佩德罗一直延伸到“好猫”塔瓦雷斯。

我一直想着塔瓦雷斯初来时说的那句极具挑战性的话：做一个被追逐的人。这话其实是塞纳说的，但塞纳最后死于“追逐”。现在塔瓦雷斯将“死”于什么？他自己回答了：有一天我就会离开球场，因为我害怕足球会杀死我的心脏。

不知塔瓦雷斯将走向何方，但从塔瓦雷斯手持五星红旗的一幕，你完全可以断定他仍然会留在中国——塔瓦雷斯心中有一座“罗马城”，像桑特拉奇那样的“背景”来深谙“国情”。可以预言，在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要想保持“独立”，等待塔瓦雷斯的都将是“死亡”。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那个任性的巴西卷毛已不复存在，中国所有的舞台都不容不下他任性的脚步，昨天的塔瓦雷斯已慢“最后的塔瓦雷斯”。

双雄会

最让人心动的赛季应该是’95赛季。这一年，不仅有一城慷慨的“保卫成都”，还有京、沪双雄的喋血争锋。

按南粤“五文弄墨”一族的说法，中国足坛状似中国景坛。而中国影坛在近20年来只拍出一部真正意义的“男人戏”，这就是杨在葆与许还山联袂出击的《双雄会》。

不是成龙憨态可掬的那部港片《双雄会》，由杨在葆、计还山演绎的李自成、张献忠，一举奠定“双男生主角线索”的至上地位。

还有什么比两个男人在90分钟胶片里的性格冲突更有魅力呢？一部《双雄会》就把杨、许二人包装成“最有好莱坞味道的男人”。

足球（尤其是中国足球）也是需要一些“好莱坞味道”的。如果没有悬念、恐惧、愤怒、亢奋的元素进行满足，如果没有传奇人物的极度冲突作为铺垫，一帮傻男傻女在场子里呆看技术细节，或故作公平地对双方都大喊“加油”！不如去看一场工会组织的拔河赛。

大连万达一骑绝尘的时候，就是中国足球如同嚼蜡的时候。所以，即使’95甲A透着那股子“糙”味，我还是欣赏“抢逼围”的徐根宝对决“最牛B”的金志扬。

那一年的悬念很晚打开，金志扬一直尾随徐根宝，并说了一些很“男人”的话——

徐根宝：拥有“抢逼围”，足以横扫中国足坛。

金专扬：小子们，拿出咱京城人的“精气神”。

冠军是谁已不很重要，重要的是1995的中国足坛，有机会上演了“双男主角”的魔法。一部，《英雄本色》威振江湖，沉稳雄厚的狄龙大哥与披一件布满弹孔的风衣的“小马哥”用最“酷”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英雄！

吴宇森把“双雄会”的精髓一直带到“好莱坞”，让美国佬一夜间就抛弃了老掉牙的西部片。《断箭行动》、《夺面双雄》，约翰"屈状塔与尼古拉斯"凯奇的至刚上演开创了“男人VS男人”的“后好莱坞时代”。我认为，男人与女人的故事“面”得像一枚沮嚼太久的口香糖，男人与男人搏杀才凸现得出荡气回肠的侠武风骨！

足球，尤其是“面”得太滥的中国足球需要这种风骨。

所幸——在’99甲A逼近收尾之际，东北“教父”张引与斯拉夫“牧师”桑尼之间正在展开这场“双雄会”，他们以各自最擅长的方式向对手叫板。“面”得太久的甲A终于遭遇一种“酷”了，他们纠缠尾随而来，又将纠缠尾随而去，就要在电光火石之间毙敌于掌下。

中国甲A，是进入“后辽宁时代”，还是进入“东欧时代”，张引与桑尼之争绝对会有《双雄会》李、张二人那样的慷慨道白：“打了天下谁坐天下？”“有这样的对手对我有用。”我以为，把冠军悬念留在最后一刻，就是把’99甲A演足26轮，而不是’97迟尚斌携万达“提前5轮夺冠”的缩水甲A。

对于被迫在片子中段就知道“坏蛋是谁”的中国球迷而言，这是一个幸事。

对于酷爱吴宇森风格中“最后一轮”或喜欢“商洛激战”冷月如刀的中国观众而言，这也是一个幸事。

一地鸡毛

“该发生的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也没有发生。”

川吉之战后使我想起了那部描写无聊生活状态的片子《一地鸡毛》中的台词，那部片子我看了3遍，但能想的也只有这句无聊的话。

高珲没有如想象中倔强伫立于如刀冷风中，而米罗西也没有显示“007系列”英雄人物本该施展的杀手。延吉那块著名的“菜地”，让你根本无法勾起心动的情节。一切都那样平淡，淡得就像米罗西嚼动的那枚“香口胶”，到了90分钟终场哨已成一块干蜡。

但我没有“淡”得反胃，因为我和广大延吉群众一起自始自终都在大嚼瓜子。这可能是本次采访中最大的发现，延吉人没有“雄起”可喊，却有看比赛嗑瓜子的“时尚”。

那是怎样一种场景啊？——数万人人手一包瓜子，“哜哜喳喳”，嗑得津津有味，嗑得惊天动地——我幻觉身处一片麦田，自己是巨大蝗虫群中辛勤的一员。

妇女在打骂着哭喊的孩子，男子在看台上下着中国象棋，甚至有“瓜子小贩”在争夺着摊位……

这使我陡然想起先是影星现成“富婆”的刘晓庆发过的誓言：我绝不演电视剧，因为那是主妇们在嗑瓜子闲聊时看的节目。中国的甲A联赛恐怕正是刘“富婆”所言的电视剧，一共26集，很多泡沫。

对甲A联赛逐渐失却往日的激情已不可否认。因为我们不能提供经典的“大片”，只能用“泡沫剧”来迷乱人家的眼睛，连素有“冷面热血”之称的延吉球迷都变得如此无所谓，中国甲A就必然被证明已沦落。

没有金戈铁马，没有同仇敌忾，没有喋血双雄，大家苦心营造的激战氛围被现实击作“一地鸡毛”。

米罗西说：这座城市的气氛与我前年来时不大一样。我说：不仅这座城市，中国足球的无聊已经让很多城市败了胃口。

一地“瓜子皮”的延吉与“一地鸡毛”的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难道塔瓦雷斯屡屡抛出的“噱头”与我们炮制的“南联盟轰炸甲A”还不够刺激吗？

但瓜子还是要嗑着，泡沫还要飞着。中国的职业足球已没了应有的神圣感与神秘感，一场被炒作得无比壮烈的比赛愈发像某国总统候先人在台上讲演着，台下的儿童都对着阳光吐起口水泡泡——这个场景被记者抓拍下来后获了大奖，题目就叫作《无聊》。

很多球迷眼色苍茫地对我说：怎么再也提不起当年看球的兴致？怎么再也没有那种长歌当哭长酒当醉的慷慨之情？

我说：您还得去看——没有《泰坦尼克》大片，您将就着看26集肥皂剧也成，发誓不演电视剧的刘“富婆”都能拉下面子演了《武则天》，您为什么不能看一眼《假A》再写一部《我与中国足球不复不说的故事》？

据说广电部部统计过拙劣的电视一年要浪费我少胶带，中国足协也该统计26集的“甲A肥皂剧”要糟蹋得多少好心情——或者要消费多少炒瓜子。

突然想起怪腔怪调的钟宇辉说的：本以为足球很好玩，却被它玩了；又想起《大话西游》说的：大家不过是玩玩嘛，何必那么认真呢？

谁把谁玩了……

Rx房的错误

某夜，台湾高雄县六龟乡的中庄，一个叫陈廖牛犇的46岁的女人，拿了一把大剪刀，咔嚓一声，把她年轻邻居女人的Rx房剪掉三分之一。她供述行凶的理由是：“这年轻邻居的Rx房实在太大了，大到足以诱惑她的丈夫的程度。为了防患于未然，非得剪刀行事，去Rx房为快。”

某日，在美国有一太太，订做一套正好跟玛丽莲，梦露的胸围腰围尺码相反的内衣，邮寄给这个明星。信中要求：把Rx房扣紧，把腰部放松，免得再“蜂其腰而鼓其乳”，勾引天下男人。

在愚蠢女人的眼中，这对成天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的东西是构成犯罪的诱因，它就必须被除去。按此逻辑，要是她们有幸回到伊甸园，就一定要把园子里的苹果树砍个精光，当然遗憾的是，亚当夏娃将永远懵懵懂懂，现在还围块树皮在腰间“扮家家”而已……

我并不想讨论美乳、苹果之类的东西，我想说的是“取消升降级”。如果“取消升降级”是建立在诱发足球犯罪的理论基础上，那么世界通行联赛升降级制度就不幸成为那对Rx房。

Rx房不错，有错的是她的男人。一个色迷迷的男人要想干点什么，并不取决于眼前是否有对Rx房，要干便干嘛。以前曾经出现过交疯狂的“拜脚主义者”，脚，也是可以诱发犯罪的，总不至于连脚也一并砍了。

经章健先生提议，经中国足协密谋，经足球媒体包装而出的“呼吸法”（一说‘休克法’）就是在干“剪去Rx房”的事，“升降级”导致了巨额“签字费“，因此我们要向南海鳄神借反大剪子“咔嚓”掉了它……

取消升级级难道就把“难言之隐一洗了之”了吗？这恐怕也太低估了球场犯罪高手的智商了，阎王席前几天也说了：“我们搞足球的并非低智商。”智商既然不低，就可以变着花样玩猫腻，比如说为了争夺甲A冠军，说不准还捣鼓出什么事儿出来。到时候，总不至于连“冠军”锦标也一样“取消”罢。

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剪掉一对大Rx房，而是要剪掉脑子里犯罪的想法。要是这个世界全然没了美妙的Rx房，尽是些施瓦辛格的胸大肌，我想这个世界就快完蛋了。要是没有了引发无数悬念的“升降级制度”，甲A联赛变成了“甲A联谊赛”，我想中国足球也就完蛋了。

有人说“中国足协对联赛失控了”，我不敢肯定；但我敢肯定陈廖牛犇一定姿色平平，智力低下，无法成功俘虏男人的心。因此她真该检讨检讨自己，是否错怪了Rx房，是否自己已经对男人“失控”了。

田里的麦穗

苏格拉底说“你们去捡麦穗，要捡你心目中最好的麦穗，但是每个人只能捡一次枚”。苏格拉底的学生们蜂拥而上，而且每个人迅速发现了很好的麦穗。

但是他们想，说不定下一步会有更好的麦穗。于是他们继续走，继续走，一直走到麦田边上，然后垂头丧气地拿着并不合意的麦穗。

苏格拦底在田边笑：这就叫人生的选择。

其实中国足坛就是一个大麦田，现在的摘牌转会就是选择麦穗，上榜的404枚麦穗等着人去捡。

榜上球员可以榜下“勾兑”，但现在的透明度让H“托儿”们不敢太放肆，球员大抵还是傻乎乎躺在田里等人来捡麦穗。所以去年就有“逃跑的新娘”。

今年“新娘”都戴上了镣铐，于是“新娘”就会变成怨妇，怨妇的生子都很古怪，所以即使取消了升降级，明年联赛的事仍然少不了。

阎主席说过，中国足协智商不低。其实不仅不低，我觉得还很高，高若无哲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要学生捡麦穗，中国足协要手下“倒摘牌”。这是一道智力题。

过两天“摘牌大会”就是捡麦穗大会，肯定是不满意的多，满意的少。人比麦穗进步的地方是人会有情感反馈，因此这种大会伤感情，不过中国足坛早就像《大话西游》中牛魔王说的——“感情破裂了！”也不在乎再掉几滴眼泪。

苏格拉底是为了让学生明白如何珍惜人生的机遇，中国足协则是为了让“学生”明白如休糟蹋人生的机遇。

因为这种形式的摘牌只能表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足坛确实是一个乱七八糟的麦田；第二，中国球员确实是任人抛选的麦穗。

这与一贯声称“以人为本”、“以联赛为本”的中国足协宗旨并不吻合。它的副产品是，新娘嫁错人家后，不准逃跑、不准哭闹，更不准偷汉子，你只能做“怨妇”，然后比窦娥还要冤……

牲口市场与江湖乱战

如果说“摘牌大会”就是一牲口市场，那就太不人道。不过几百号球员被挂在上面，“几岁口？”这一问一管愿不愿意牵着就回家，还真有点像。

如果说“摘牌大会”就是一跳蚤市场，那就太辱没足协的权威。不过那种喧嚣的场面，混乱的组织，包括公然在直播画里面闹别扭，还真切了题。

有人忘了自己几岁，有人说丢了身份证，有人提了货不给钱，有人“霸王硬上弓”，直接把别人心爱“截和”了。不知谁来不及在家吃饭，赶早买了一大包包子、油条，于是每个人都在狭小的过道里闻到“包子王”“油条张”的真传手艺……

这不是我经历的中国足球的第一次混乱，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这种混乱场面很适合用白描手法来刻画——早上起床的时候，连骂了三遍那个背信弃义的“王八羔子”，然后拎了包子、油条去摘牌，发现来摘牌的人眼光闪烁不定，各怀鬼胎。投影机的电脑坏了，主持人头上冒了黄豆大的汗，我心里暗叫“活该”，但马上发现我要的人已经没有了。下边开始打架，乱中谁踹了我一脚，而且一只鞋飞了出来劝架的人假发被扯下来，另一人牙箍脱落……后来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稳定压倒一切”，胡乱分了62匹骡子或马。

曾经，我认为中国足坛就像那部电影《飞越疯人院》，任何企图冲出去的人都要被一刀剁了小脑，后来，我发现中国足坛像君特"格拉斯的那具“铁皮鼓”，由于外界太金荒诞，于是一定要把自己弄在铁皮鼓里不肯长大，最后成了胡思乱想的侏儒……中国足坛一切的混乱源于它没有长大，或者不肯长大，它是怪物！

本来“摘牌大会”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大会，它的目的是划分来年的秩序，这是一件高尚的工作。但最后它演变成了“江湖乱战”，大佬们就像是在划分“毒品销售渠道”，划分势力范围，无果，各自拔枪对射……

这说明，我们并不珍惜自己的利益，中国足球只会“乱中取胜”、“混水摸鱼”，而不懂“稳中求治”，这是素质问题，这如同让“黑社会”去开“国民议会”，再好的主题也被糟蹋了。

转会摘牌制度有问题，而转会摘牌的人也有问题，同样一种制度让不同素质的人执行结局迥异。阎世铎认为法制建设是他的重要课题，但问题在于让一帮并不高尚的人去从事高尚的职业肯定会适得其反。

因为，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为了通行，“摘牌大会”不可能避免地成为“江湖乱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