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潮汹涌，灾民似的，我被撞得东倒西歪，还得奋力摆脱形形色色的粗暴拉客族。出站大厅，密密麻麻的警察和保安鹰一样的目光搜寻着人群，密集地抽查旅客证件。穿制服的总是让我这种人眼发晕腿发软，我问旁边一位河北旅友咋回事，他反问：“你买票没用身份证吗？”

“没呀。”

“那是你没赶上，查练功的。”

“没听说啊？”

“我也不知道。嗨，说得很严重，说是邪教。电视里不停地放。”

我心虚地经过筛选，一出广场，拥挤嘈杂燥热汗臭和汽车尾气让我几欲窒息。我饿狗抢食一样挤上20路公汽。在北京站广场又是一番挣扎，再次汇入另一片人山人海。看着巍峨的楼群开阔的街道闪烁的灯海，我如同十九世纪初到巴黎的外省人于连或拉斯蒂涅（注：于连、拉斯蒂涅，分别为法国作家司汤达（1783～1842）《红与黑》和巴尔扎克（1799～1850）《人间喜剧》中男主角。）一样局促不安。

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突入脑海：这个1000多万人的城市，每天拉的屎、撒的尿都顺着下水道流那去了？

汗流浃背的我拿出地图对照着走，穿过地铁通道，进入凉爽的恒基中心，然后通过长安街地下通道，来到长安大戏院背后僻静的贡院胡同里的四川驻京办。这儿位置好，凭四川身份证可打折。中国人是靠味觉来认知世界和自我的，对于异乡人而言，找到家乡客栈，听到乡音，吃到家乡菜，味觉上的认同就消弭了异域感，舒缓了紧张感，你也就获得了一种短暂而虚拟的安全感。

“没目的就不能来吗？这事够稀罕的。”看着登记薄上“来京目的”那一栏我就想笑。

“您第一次来北京吧？”那女子笑着问我。

“来过，前年还来过呢，住海淀那边一宾馆。”

“没让您填吗？我不信。”

“是会务组帮我登记的。”我想起来了。

“对吧，不是老乡为难您，规定不是我定的。”

“你说坏人来旅馆还会写下‘我是来犯案的’的？我算开眼啦。”我拿起笔来，飞速写下一溜字。那女子笑得直不起腰，另一女子纳闷地拿起登记簿念了出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啊——！”

“人民想念毛主席——这理由正当吧？来一次首都我容易吗？全村都眼巴巴等我带回好消息呢。”在众人的笑声中，我拿起身份证、钥匙、出入证转身进了电梯。

房间正对西晒，踏进去就像进了烤箱。赶紧打开电风扇，还是大汗淋漓。我锁好钱包和手机，取出拖鞋，来到公共浴室。只有一男的。我一声不吭冲了一会，那男的和我搭讪：“四川人吧？”

“啊。”

“旅游还是开会啊？”

“瞻仰伟大领袖遗容——第二次。”

他大笑起来，笑声既像公公又像娘娘。我扫了一眼，斯文的中年男人，身子白得晃眼，如去了毛的行货。

“你身上好多毛啊！”他忽然说。

“嗨，我属猴子的，没进化完，嘢——，我直立行走了。”这无聊的地方，开开玩笑挺解闷。

他也大笑。突然，他一步上前：“哎呀，多雄性啊，好性感！”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搂住我，我吓得一退，呵斥道：“你干嘛呀你？”

“我给你搓背吧，我们互相搓吧。小伙子好性感啊！”他叫道，一只手伸到我背上。我奋力甩开他的手，让他滚蛋。这个放肆的“同志”尴尬退后，讪讪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草草穿衣滚蛋了。

次日，我并没有去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再伟大的木乃伊也是木乃伊。记得首次进京去瞻仰时，那宏大而阴森差点没让我当场晕过去，明明想挤出眼泪，结果却湿了裤子。打小就特怕死人，总担心那物事会突然坐起来冲你一笑什么的。我想如果伟大领袖在天有灵，一定大发革命雷霆，无神论领袖的遗体是尔等拿来展览的么？

我又看地图，又问路人，东拐西绕，走进一大片不见边际的迷宫般的胡同里，好不容易才找到“烧饼胡同”。这个压根就没烧饼铺子的胡同又窄又挤，一人多高的灰扑扑的老旧建筑，犹如八十年代初期的靀城背街，和胡同外宽阔体面的大街犹如两个世界。晨歌所在的赫赫有名的出版社就位于胡同深处。

老四合院门口，一老头命我登记。还好，登记薄上“来京目的”一栏换成了“来本单位事由”，所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就变成了“和晨歌谈稿”。老头拿起老花镜，看看我填的信息，再抬头扫视我一眼：“哦——四川的？出书的吧？”

我哼哼哈哈。他又问：“家乡人民生活还好吧？”

我有些吃惊，答道：“托您的福，家乡人民很幸福。”

他显然很满意这个答案，还做出礼贤下士状，亲自领我走进大院。晨歌正和一著名作家通电话。他看上去年轻，一表人才，站起来和我握手，捂着电话对我说先到对面主编室。冬阳娇小精干，前几年她和晨歌编辑的几套作品横扫中国之后，畅销书不断，名气如日中天，门庭若市。冬阳取下眼睛，看着我：“你是戈海洋吧？”

“是的。”我就像伪军见了太君似的点头哈腰。

“你这是专门到北京谈书稿来了？”

“好几件事呢。”

“你的稿子我看了。”她站起来给我沏了一杯茶，安排我坐下，接着说，“你年轻，有潜力。不过这部书稿要出的话还得大改，咋改，你听我的意见。”

“当然当然，给你们投稿，我不自量力。”我恭谦地说。

“我们社虽然名气大，但还是小社。”她说，“你看我们这办公环境，老民居，够寒碜的吧，来个人都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过两月就搬到写字楼去了，五A级的，以后有机会可以过来坐坐。”

然后她叫一女孩将我的书稿拿来，翻开，里面有一些用笔标出的记号，她随便指出几处：“你瞧，你这样写，看着倒痛快，出来肯定惹事。”

“那不过一个处级干部，这种芝麻官中国怎么也得上百万吧。”我小心翼翼地说。

“这个跟级别没关系，是写法问题，背后是态度问题。你这部稿子麻烦大了，还没出就被盯上了，出了你可没事，我们脱不了关系。也许别的社没问题，我们出过一次事，检讨个没完。”她解释道，“我们是出版社，上边不给你书号，你吃啥？”

“理解，理解。”我连连说。

冬阳要我把书稿拿回去动大手术，改完给晨歌。寒暄一阵，把我送出了烧饼胡同。为了确证烧饼胡同是否真有烧饼，我从另一头走出去，连烧饼味儿都没有，倒是有几家杭州包子铺把我的肠胃刺激得咕咕直叫。和四川包子相比，西湖边的包子实在难吃，北方饺子还行，个儿大，至少填个饱。

2

长安街上道路的宽阔、建筑物的宏大、车流的湍急和人流的密集，摧枯拉朽般让人产生蝼蚁般的渺小感。密集而警惕的警察、便衣和保安让人浑身痒痒，以致于我经过他们的面前时，努力装出一付上对得起党和政府下对得起人民的样子。我在王府井附近闲逛一阵，挤上1路公汽到了西单图书大厦这个中国最大的书店。这里不愧是个免费看书、免费纳凉的好地方。暮色苍茫时，乘地铁到大望路，然后倒车前往红庙。

几年前，李皓和杨星辰再也无法忍受清贫，从位于京郊的单位不辞而别，沦为京漂一族。后来，他们向我炫耀他们上报啦——被单位开除，报上发声明了。

1997年初夏到北京见了两人。李皓在一家翻译公司，没底薪，翻译千把字，可以挣一个盒饭啥的。还去杨星辰的“国际贸易公司”看了看。这是他从外贸公司辞职后刚成立的公司，光杆司令。我探头探脑地进去，吓了一大跳。地下室一间十平米小房，既住人，还办公。阴暗潮湿，散发着霉味，二十四小时开着惨白的吊灯，活像一处法西斯秘密专政场所。惟一有点公司痕迹的，是拥挤不堪的桌子上一台电脑、一台传真和一堆中英文文档，桌椅统统旧货。那个下雨天，天花板不断渗出水滴，杨总不得不在桌子和电脑上盖几张报纸，不停替换。他的生意是将国内小工艺品贴上自己的注册商标销往国外。杨总拿杯给我接水，饮水机活像患上慢性前列腺炎；我一坐下，屁股下的沙发发出哀嚎。我开玩笑说：“这哪是开公司，劳改啊。”

杨星辰苦笑：“劳改还管吃管住呢。哥们要真的撑不下去了，就学《警察赞美诗》里的索皮去。”

当时杨星辰和李皓都劝我留在北京，和他们构成“三剑客”或“铁三角”什么的，我也跃跃欲试，无奈老爸突发中风住院，放弃了。

在红庙站，我四处张望，后脑勺被人一拍，回头看一无所有，几米处一陌生人偷着乐。我正纳闷，脚腕处再被一击，我一个趔趄，顺势向下一看，两家伙正蹲在地上咧开大嘴笑呢。打闹着走向川菜馆。这是杨星辰的意思，先吃饭，再去他“家”坐坐。李皓还是光棍，住在老远的通州。两年不见，杨星辰风采依旧，李皓半头白发。

“一根白一段艰辛！”他叹气，又看着我，“你也憔悴了很多，哪像当年英姿飒爽下流倜傥啊。”

“一毕业七年啦，下岗，失恋，破产，老爸又走了，我容易吗？”我说。

“唉，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大伙惺惺相惜异口同声。

我问李皓：“你还准备考研？你觉得你还不够傻么？”

“职场混，没办法。”他说。

“幸好开公司没要求本科或研究生以上学历，要不我只好孟姜女哭长城啰。”杨星辰说。

走进餐馆，一桌边女子站起来。杨星辰相互介绍：“我媳妇陈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戈瓜娃。（注：瓜娃，四川方言，“傻小子”之意。）”

“也是当年名震校园的走廊歌星。”李皓补充。

“尽拿山里孩子开涮。咋就不说我时代的弄潮儿——下岗职工啥的。”我打趣。

陈菊人如其名，小巧玲珑，淡雅如菊，不像辣妹子。

我们东拉西扯海阔天空，散席时已酒酣耳热，醉意朦胧，进附近小区前，我笑问：“这里登记吗，‘来京目的’啥的？”

“一般填来本小区目的，这取决于你的形象——还好，你看上去不像民工。”杨星辰说。

“工人住宅，没啥可偷的。”陈菊说。

果然那个醉猫一样的保安瞅了我们两眼，没理睬。这是北京常见的老旧红砖楼，我们在黑咕隆冬的楼道里小心翼翼往上走，每走几步，杨星辰就跺一次脚，或者大喝一声，灯就应声而亮，功率不会高于十五瓦。人还没过，又灭了。杨星辰自我解嘲：“这就是领导阶级小区，路灯都舍不得装。”

李皓说：“杨总已经从地下室搬到五楼了，进步已经很大了。”

“你不也住楼房了吗？”杨星辰反问。

“我在北京边缘呢，你怎么也算打入CBD边缘了。”李皓说。

“啥叫CBD？”我傻冒了。

几人相视一笑，李皓说：“哥们，真落伍啦！CBD是CentralBusinessDistrict的缩写，中央商务区，年度最酷名词之一。”

杨星辰：“也叫ChinaBeijingDabeiyao，中国北京大北窑。”

他们大笑。我一头雾水，这名字够土的。两居室，一间十多平米，摆着三张旧办公桌，那台旧电脑还在，又新增了两台，还多了打印机，新沙发，室内亮堂堂的。陈菊给我们每人取了一杯茶水，划开一个冰镇西瓜。

我四处溜达，说：“鸟枪换炮了啊？”

“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的日子刚过去。”杨星辰笑，“房子是租的，连自己的窝都算不上，就遮风避雨做饭办公睡觉。”

“还有一个功能吧？”李皓对两男耳语，我们暴笑，陈菊颇为窘迫。

我说干脆给他们打工算了，陈菊笑：“哪请得起你哟，就一夫妻店，都是义工。请了一个亲戚，还是干活多拿钱少，不干活不拿钱。”

“我就一瞎说。”我转而问，“这房多少钱？”

“你猜猜？”杨星辰反问我。

“七百？八百？”

“你租给我啊？”

“一千？”

“翻一番还差不多。”

“吃人啊！”我大吃一惊。

“就这个价，这里是CBD边缘，进去了更贵。我在通州和人合租，一间都要六百多呢。”李皓大发感慨，“你在北京待久了就知道残酷性了。就跟一个磨盘、筛子似的，使劲往外筛人，你要想留下来，你就得拼命变成大沙子。别一见‘北京欢迎您’的标语，就拿它当自个家了。”

“我还不致于如此傻逼吧，想当年也是闯过深圳的。”我站起来在屋子里转悠。巨大的书架，塞满了商务英语书籍、文件夹啥的。墙壁上一张英语版世界地图上布满了蜂窝似的小红旗，乍一看希特勒的军事地图似的。

“星火燎原啊！除了南北极，生意遍天下了。”李皓赞叹。

“看着多，都是小单，累个半死做一笔，也就赚几百英镑千把美金万把马克十万日元啥的。”杨星辰说。

“还嫌少啊？”李皓叫起来，“我累个半死，一个月才够你赚一笔的。”

“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杨星辰笑，“地下室的日子你不知道？半年开不了张，梦里哭醒好几回。”

“现在是开张吃半年。”我接下话茬，“你们都比我强多了，我累个半死，就赚一把浊泪——还是自己的，流胃里去了，倒也帮助消化。”

杨星辰兴致勃勃地演示着他的电脑技术，击键如飞，全部盲打，在喝彩中，他说他已经上网冲浪了。我惴惴不安地问：“啥叫上网？冲什么浪？”

李皓看我的眼神就像当年迅哥儿看闰土：“嗨，刚才叫你傻根还有点于心不忍呢。”

“都是山区来的孩子，都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哩？我连电脑开机关机都不会呢，按现在标准成文盲啦。”我惭愧地说，“你们就给傻根哥扫个盲吧。”

“不可思议！不是哥们不长进，是这世界爱抽筋。”现场扫盲后我感叹。

“这在中国还是新事物，北京用的人都很少，但发展极快，你很快就知道了。”他给我一张名片，指着一个带@的地方说，“这就是我的Email，以后联系。”

他又打开厚厚的硬壳文件夹给我们看，全是他签的外贸合同。看着犹如看天书，这才意识到晃荡了这些年，英语蜕化到石器时代去啦。杨星辰说这叫电子商务：“B2B，B2C听说过吗？”

“听说过U2——不是美军高空侦察机而是爱尔兰乐队，我最喜欢的摇滚乐队。”为了不失面子我东拉西扯。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李皓忍俊不禁，解释这是两种电子商务模式……

“老哥我一不留神成了中国电子商务的先驱，而且一开始就盈利——尽管只有点小钱。你看看那些大网站，烧了几个亿还没一分钱进账呢。山大无柴烧啊！下一步，老哥要建自己的网站了，老有外国客户要求看看我的公司网站。”杨星辰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生意经。看着他那高耸而笔直的鼻梁，深不可测的眼窝和色彩斑斓的眼球，愈发对他自我标榜的汉人血统表示怀疑，咋看咋像一个唐宋时期散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犹太人投胎转世。

陈菊忙打断他：“你们别听他瞎吹。”

杨星辰笑笑：“嗨，自己人嘛。”

分手时李皓拍着我肩膀：“哥们，咱们改天再聚，我做东。你最近几天有啥安排？”

“见一些编辑朋友，有个是大学女助教，她下月就去美国留学啦。”

“你真行啊！咋勾搭上的？”杨星辰说。

“请注意措辞。”我提示，“纯粹工作关系，我投稿，她是兼职编辑，审稿，我们谈稿子。”

“呵呵，你投稿，她审稿，再谈稿，不就搞——上了吗？”李皓伸出两根手指头，凑成一对，一脸淫笑。

“赶紧拿下，把你也捎带过去得啦。你也该结婚啦。”陈菊说。

“别拿我开涮了。我一下岗职工，天方夜谭啊。”我说。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嘛。”杨星辰说，“小米加步枪一样取得革命胜利。”

陈菊夫唱妇随：“爱情没任何理由，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那也得王八看绿豆对上眼。”我正经说，“她给我介绍一个做小生意的伙伴，明天见那人，开书店。”

“你喜欢书，又是读书又是写书，倒适合干这个。”陈菊说。

小夫妻把我们送到公汽站然后返回。在长安街，我像塞沙袋一样把李皓往最后一趟728路公汽里塞，他被夹在门缝里不能动弹，我拿出吃奶撒尿的劲儿，就差飞踹一脚了。李皓走后，我穿过地下通道，向朝西的汽车站走去，迎接另一场血拼。

3

武彤彤和想像中很不一样。她轮廓硬朗，犹如硬笔版画人物。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白不黑，短发整齐而精爽。她穿灰色短衫，斜挎黑布包，浅蓝色裙子，凉皮鞋。武彤彤脸上有些小痘子，疑似青春遗留物。她微笑起来显露的牙齿略有四环素色素沉淀。她小巧的黑色边框眼镜后的目光有诘问般的尖锐，让我本能回避直视。她走路说话风风火火，颇有男子风格。她不算漂亮，健康精干，一看就是工人阶级的女儿。

见我第一眼，武彤彤就像高速扫描仪迅疾将我上下瞄了一遍。我心里嘀咕，莫非名校的书呆子就不一样么？

我住四人间，客人都出门了。没空调，寒暄时，武彤彤不停用杂志扇风。我拿出新买的矿泉水，搬过立式电扇，抱歉地说：“便宜没好货，有空调的标准间要二百多块呢。”

“住找地下室啊，光线不好，但凉快。北京地下室旅馆很多。”

“呵呵，主要还是钱的问题。”我笑着伸出拇指与食指中指快速摩挲几下，这潜意识下的形体语言，让我俗不可耐的嘴脸暴露无遗。

“那倒也是。”她说，然后从大布包里拿出稿件来，满脸窘迫，“该我说不好意思了，每次退稿都非常惭愧，这次更是，这是我出国前看的最后一部稿子。你别太难过了。”

“嗨，都麻木了。”我强作笑颜，随手接过稿子塞到枕下，“我就是无聊透顶，庸人自扰。”

“我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权利与金钱之争，理想主义破灭，囚徒困境——”

我哈哈大笑：“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啥意思？”

“两年前，几个评论界的大尾巴狼也这样说，不过我觉得更应该叫困兽犹斗。都怪他们，书还没出就给我一等奖，难免让我自我爆炸。”

“都有谁啊？”

“白马、黑马、瘦马、非马、夜马……都是马，应该叫他们大尾巴马才对。就一马帮。”

“我知道这帮人，不咋地，都是走穴捞钱，满嘴跑火车。你别在意。”

“也太不值钱了，不到五百块，评价就这么高——囚徒困境。要给一万块，肯定把茅盾奖扛回家；有个十万八万，还不弄个炸药奖（注：炸药奖，指诺贝尔奖。）——提名什么的？”我数落起来。

“我可一分钱好处还没落着呵。”

我意识到不妥，立即说：“不给钱，才说真话呢。——我们说正事吧。”

“我已经约好了，下午两点，阜成门华联商厦门口。”她说，“那人叫陈宁安。”

“那人咋样？”

“我觉得还行吧，不熟悉，工作关系简单接触过。”

我一看快午饭时间了，就邀她去吃川菜，她很高兴，又说：“还是我给你接风吧，你是客人嘛。”

“这儿是四川驻京办，谁是客人啊？”我笑。

“可这儿是北京啊。”

“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再说这儿是四川省驻京办，你就别争啦。”我站起来说，“这里川菜挺地道的，就是价格有点欺负人。”

“好吧，下次我来挨这欺负吧。”

电梯口旁，她说：“你和照片上不太像了。”

“是吗？那是八年前的照片了。”我感慨道，“生活的艰辛就像一把隐形刀子，杀人不见血啊。”

“我不是说你老了，照片上特别严肃，你挺可乐的。”

“像我这样的社会渣滓，党不疼国不爱的，再不可乐点，你说我怎么活？”我按开电梯，让她先入。

“哼，还挺绅士的。”她笑。

吃饭时，谈起她留学的事情。我问：“为啥非要留学呢，学海无涯苦作舟啊！”

“我本来不想走，可是国内很多地方不尽如人意。”

“你能混到北京——对不起，我不该用‘混’这个词。你留在北京，大学助教，多让人羡慕啊，还走啊？”

“嗨，这算啥。我大学同学走得差不多啦，我算晚的了。”

“人民把你们培养出来，都这么走了，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怎么搞啊？”我笑言。

“呵呵，你说话的口气像个保守派官僚。”她也笑起来，“可是他们的子女差不多都走了，所以这个问题你问错人了。再说，就算我想留下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没机会啊。”

“咋没机会了？”

“这儿的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你那个小说不是一半都写机关人际关系吗？”

“我那是瞎编，事实上我一天也没在机关待过，纯属意淫——不好意思。”我拍打了自己嘴巴一下，接着说，“我一毕业就沦为社会闲杂了，现在是资深社会贤达，进入政协指日可待。——大学应该单纯多了吧？”

“你没待过，文化人成堆的地方累上加累，全来阴的。我是直性子，很不适应，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

“明白，《围城》里有一句话：鸡鸭多的地方，粪多；女人多的地方，笑多。斗胆来个狗尾续貂，文人多的地方，妖风多。”

“精辟！”

“‘川北凉粉’是我家乡小吃，尝尝怎么样？”我把刚上的菜指给她。她尝后说：“劲道，真辣，过瘾。”

“你是去读啥专业来着？”

“文学，也许转成社会学，社会学更有前途。”武彤彤解释说。听见社会学我TMD就想抽筋，我拼命忍住了，问：“你这一去几年啊？”

“如果读硕士，三年吧；如果读博士就长了，人文学科硕士加博士要读七八年，甚至十年。国外不认中国的研究生学历，连我母校都不认，所以我会从硕士读起。”她辣得直嘘气，拿起凉茶喝。

“就这么读下去啊？”

“走一步看一步了。”

“还回来吗？”

“不知道，看情况再说。——你咋这么关心我啊，怕我嫁不出去啊？”她忽然异样地盯着我。我一慌：“呵呵，你现在就已经很困难啦。这是个社会问题，你就研究你自己吧。”

“你啥意思啊？”她笑起来。

“地球人都知道，自太监消失后，人类就分为三类——男人、女人、女博士。”我一本正经地说，“现在人妖填补了太监的空缺，严格说还是有四类。”

“我抗议！我看你一点正经没有！”她笑着嗔怒道。

“我说的是事实，要不我们做个实验。”我喝了几杯酒，有些不像话了。

“啥诡计？”

“也没啥，就在这餐厅，如果嫌人少，吃完饭上长安街去做这个实验。”我绘声绘色：“你呀，就拿出当年伟大领袖在天安门那种气势高声宣布——本人某某，京华大学博士，年方二八，待字闺中。你看有啥反应？”

“我神经病啊？”武彤彤拿餐巾纸捂住嘴笑，“我知道——我知道你拿我开涮。有啥反应？我倒想听听。”

“那问题可严重了。”我信口开河，“恐怖袭击啊！如果在餐厅，所有男的都趴桌下去啦；如果大街上，会爬树的都上了树，小偷都上了房梁，不会爬树的统统钻进地铁防空洞啦。”

她笑得岔气：“笑死我啦，我有那么寒碜吗？”

“不是你寒碜，而是哥们寒碜。”我用餐巾纸抹抹嘴唇，问她，“吃好了吧，我们结账吧。”

“味道真不错，有机会再来。”武彤彤一边收拾自己的包，一边说，“我第一次看你书稿，还以为你也是哪个名校出来的呢。”

“呵呵，听听这个‘也’字，智力上的优越感欲盖弥彰啊。”我说着向服务员挥手。

“你多虑了。”

“没关系，这是骨子里的东西，谁都一样。”我掏钱付款，接着说，“就像从小我们受尽了老师在知识上的欺负，有机会肯定转嫁出去——瞧瞧我对服务员的恶劣态度。”

“你真敏感，我得小心应付了。”她笑。

出院子、胡同，上长安街，我们并没有做那实验，而是从建国门乘地铁前往阜成门。不是上下班高xdx潮，却是旅游高峰，警察和保安异常多。武彤彤动作比我还敏捷，一个闪身就挤进了地铁门。我被人群堵在后面，她眼明手快，不由分说一把拽住我，几个回合，我像累赘一样被拽了进去。刚正常呼吸几口，突然一个男的一惊一乍：“特大消息啦：著名歌星甜妹自杀了！甜妹不堪人言可畏于昨夜两点家中自杀，年仅三十二！……两块一份！”

一个看上去颇有气质却失魂落魄的男青年拿着一摞报纸，在旅客眼前一晃，反复吆喝。这是一份闻所未闻的报纸，封面上的确有甜妹自杀大标题，配以甜妹玉照。大多数人都木然，一人咕哝：“关我屁事！”

武彤彤说：“得了，这一段时间甜妹天天自杀！”

我凑趣：“与时俱进了，两年前我来北京时刘德华天天自杀，现在成甜妹啦。”

果然，几个买了报的发现上当，破口大骂，报贩已经胜利大逃亡。几个职业地铁乞丐换班了，他们挨个儿要钱，脏兮兮的手伸到你的鼻子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把你盯得问心有愧魂飞魄散。我们拒绝和乞丐对视，面对面交谈着。半个小时里，我们紧紧站在一起，拉住吊环，前言不搭后语地聊着琐碎的话题：北京交通、天气、食物、留学……有时候，我们身体不由自主地磕磕碰碰；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她温热的鼻吸气流拂过我湿漉漉的脸面。

4

江苏人陈宁安典型的、还没富起来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清矍、精明而虚头巴脑。他背着黑帆布包，眼镜背后是疲惫、机警而游离的双眼。寒暄几句后，他拿出一包民工特供烟“黑河”，示意我也来一支，我婉拒了。这和香烟牌子无关，我当时已经戒烟三年了。

在阜成门华联商厦顶楼餐饮部，我买了一堆饮料，开始畅谈我们的发财大计。陈宁安先问我对图书行业是否熟悉。武彤彤帮我回答：“人家都写书了，能不熟悉吗？”

“我爱逛书店，也挺爱买书。闲人嘛。”我说。

“那多好，以后出书了直接放自个店里卖得了，省得被剥削一次，书店黑着呢。”陈宁安将烟点燃，猛吸一口，兴奋地说，“书店赚的就是闲人的钱。咱中国这么多人，闲人也少不了。您一年买书花多少钱？”

“难说，时多时少，一年下来怎么也得几百块钱吧。”我说。

“如果每个人花你一个零头就不得了，‘席叔书屋’您知道吗？”陈宁安问我。

“听说过。”

“那就是几个闲人开给闲人的书店，现在做大了，听说要上市了。还有‘三联书店’也是闲人养起来的。”

“‘三联’是老字号了。”武彤彤补充，“改天我带你看看吧，很有特色。”

“更不要说——”陈宁安继续说，“咱还可以赚学生的钱。中国几亿学生呢，这市场，可以说无穷大。光北京就有几百万学生。”

“理论上说没问题，还是越细越好，最终还得落实到细节上。”我说。

“有道理，魔鬼在细节中。”陈宁安从黑包里拿出一个大本子，翻开，再取出一支笔。我们几个像研究军事地图的参谋一样俯身端详起来，就差一个放大镜了。陈宁安指着简约地图上密布的三角形说：“我经过各种途径，基本摸清了北京书店分布图。根据我们现有资金，只能开一家店，小店面，还不能在繁华地段。”

我笑言：“小米加步枪啊。”

“可不是嘛。”陈宁安叹息，又转问武彤彤，“要不你也入一股吧。”

武彤彤直摇头：“你看我像有闲钱的人吗？能给你介绍一个就不错啦。我才上了三年班，一月一千多，我能干啥；做兼职那点钱，还不够我考G（RE）考T（OEFL）的。”

“那行吧，你以后寄点美元来也行，咱一不留神成中美合资啦。”陈宁安说。

“学校周围怎么样？”我问。

陈宁安摁灭烟屁股，说：“主意是不错，但每个人都这样想，就麻烦了，房租贵，还打折，反而挣不了几个，竞争太激烈了。”

“看来我们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了。”我说。

“战略上是这样。”陈宁安说。

武彤彤给我们打气：“北京发展多快啊，摊大饼似的。现在的城郊，没几天就是城里了。海淀、朝阳、丰台以前都是农村呢，我以前上学时校外北大荒似的。北大窑，现在多牛，百年前就一官家瓦窑。”

“武老师——武编辑说的有道理——就是一百年太磨人了点。”我呵呵一笑，“那咱们有什么选址呢？”

“去天通苑或回龙观。”陈宁安大手一挥，落到地图北部边缘地带，狠命一掐，那劲头活像发现了国军老巢的共军将领，“天通苑号称建成亚洲最大小区，七十万常住人口规模！比一个中等城市还大；回龙观是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小区，也有几十万人。这两个地方，正大兴土木呢，轻轨也开工了，用不了五年，绝对人山人海。要不我在天通苑买房？那里一家书店还没呢，房租很便宜。我看过，三十平米的门面房，月租五千可以拿下。”

“听上去不错。”我附和道。

“当然了，我盯上这很久了。”陈宁安信心百倍地的样子，“我不迷信，但风水还不得不考虑一下，这两地方都在城北，上风上水。”

研究的结果是谨慎乐观。陈宁安建议：“我们不妨实地去看看，我和媳妇现在租房住在那里，我们去坐坐，我让她早点做饭。”

武彤彤问：“那得倒几次车啊？”

“是挺远，不过从这儿过去只倒三次，估计两个多小时就到啦。”

我大吃一惊：“还不远哪？从成都到北京坐飞机也够啦。”

“在北京这很正常，时间长了就习惯了。”武彤彤说。

我征求武彤彤的意见，她说看我，我说咱就是冲这个来北京的。计程车从西二环北上，北二环向东，再从安定桥北上，进入亚运村地区，一出立水桥，庞大的建筑工地望不到边，尘土遮天蔽日，各种工程机械震耳欲聋，简易工棚随处可见；灰头土脸油光闪亮的民工们或来回穿梭或紧张施工，和阿富汗难民相比，他们少了一件长衫和头巾，多了一个安全帽。

在破旧不堪的红砖楼小区下车。附近街上布满各种简陋商店，商店内外摆放着质量可疑的商品，劣质录音机播放着民工们喜欢的《大花轿》啥的，炮制出神经质般的喜庆气。花花绿绿的劣质广告牌参差不齐，脏兮兮的玻璃上贴着明星图片，建筑物墙上到处是红油漆刷写的“拆”字，狂草笔法，极凶悍。街上行人寥寥，大多数是民工。如果不是周围的庞大建筑工地和高架桥，你很容易把这里认成某个内地小镇。这地方，我看三五年内难成成熟社区。看了几处门面房，我脸上若无其事，心里一片冰凉。

进屋时陈宁安老婆正做饭，油烟呛人，赶紧进屋坐在简陋的沙发上。武彤彤问：“嫂子从老家过来的吧？”

“是的，下岗啦。”他说。

“好啊，我也下岗啦。”我说。

“你也下了？嗨，你才多大呀？”陈宁安说。

“这个不取决于你的年龄而取决于你的运气。”我忿忿地说，“一个行业不行了所有人都遭殃，一刀切。”

“嗨，咱这儿的事很难说，体制性的。”陈宁安。

武彤彤说：“不合理的事情多了去了，合理我就不走啦。”

“还是你好啊，惹不起躲得起，我是无处可躲啊。”陈宁安给我们倒水，“说实话，我也是为老婆找个事情做，刚开始不用雇人手。”

陈宁安又问我感觉咋样，我说回去琢磨一下，明天有空去回龙观看看，反正没事。武彤彤说：“我陪你去吧，离我那里也不太远，明天我就一件事——递交辞职报告。你赶过来吃午饭吧。”

我说：“学生食堂我就去，很久没吃学生食堂啦，挺怀念的。”

“替我省钱啊，那好啊。就这么定啦。”

“他们放你走吗？”陈宁安问武彤彤。

“我想巴不得吧，少个刺儿。不过也许会做深感震惊状，假惺惺挽留一下。”武彤彤耸了个肩，“然后双方都解脱了。”

“这就叫双赢。”我插嘴。

我和武彤彤在亚运村分手。倒了几次车，炎热、拥挤、喧嚣和两个多小时的漫长路途把我折磨得就像打了一场大规模内脏战争。还好，一路上没遇到查证件的，回到住处，五脏六腑基本还在。

旅友们都睡了，我探头探脑地进屋，取出洗漱用具。平躺在床上，突然电话响了，武彤彤来的，我压低声音说都睡了，她赶紧说怕你丢了，晚安，明天再见。